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存在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 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偏误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为主导的 融资渠道，本文利用银行授信进行分组，通过模型设定检验，发现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授 信分组的样本选择同时影响了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统计推断。然而，在控制了二者的 影响后，没有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 出这种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在合理控制衡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后，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可以作为检验融资约束假说的依据。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性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主导的融资渠道，本 文从银行授信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并将投资机会衡量偏误和分组指标样本选择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获得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本文的结果支持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可以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的依据。

本文研究了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 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