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关键，科技金融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科技金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检验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通过实质性创新、可持续性创新以及协同性创新三个维度，显著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且该促进作用表现出地区及投入异质性。一方面，科技金融对东、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作用明显；另一方面，来自科技资本市场、企业的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有更为显著推动作用。利用不同稳健性检验方法、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等内生性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该结论。

持续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却在普遍经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文章基于1979-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对其经济追赶的影响。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抑制其经济追赶,且“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其作用通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渠道实现。（2）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可以削弱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3）较低的农业生产率、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和劳动力跨梯度转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4）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也不利于经济追赶,尤其是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合理的产业政策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并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吸引外资、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等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对共同富裕本质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实现指数。利用这一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守正创新发展有助于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载体，普惠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属性。根据普惠金融的特点，从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效度和稳定性四个维度选取九个指标构建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用 2010-2018 年中国省级小额贷款公司数据进行计算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偏低，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和 中部地区。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 1995 年至 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详细且深入地研究讨论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两者始终保持高度耦合，说明中国在各时点金融结构是适合当时产业发展需要的，且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勉强协调到优质协调的演进变化过程。第二，一个地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耦合匹配、彼此协同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且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二者协调演进水平的提升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边际影响。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协调演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更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其次是促进规模效率提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第四，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适应水平较低时，金融结构提升会明显抑制经济绩效和产业升级，而当协调演进水平高于门限值时，金融结构提升则表现出对二者的有利作用。另外，金融结构提升会对金融风险管控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施对中国东、中及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首先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且具有地区间的非均衡效应；其次有利于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对于城乡经营净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再次通过收窄城乡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使得城乡总收入差距减少，且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力最大。文章最后以收窄我国各地区内城乡收入结构各分项的差距为目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西部各地交错实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为背景，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企 业创新的真实效应。结果表明，西部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 并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企业中，高 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西部企业中高级人才(研 发、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在政策实施后显著增加。这与本文基于知识 基础观的预测一致，即西部各地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高级人才的流入，这种人力资 本的再分配使创新性知识向西部转移和溢出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本文尝试打开了制度因素 影响企业创新的“黑箱”，为西部各级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改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稀缺的现状， 促进西部整体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参考。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媒体关注通过行政机构介入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公司透明度的提高，以我国2010-2011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我们发现，媒体的负面关注和非负面关注都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且媒体负面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较大；在我国东部地区，媒体负面关注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在我国西部地区，媒体关注对公司透明度提高的影响较小；在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能够促进公司透明度提高，在非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度公司透明度提高影响较小。

在促进总量增长的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针对这一疑问，本文运用1978年至2007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第一，财政政策具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并不明显。第二，货币政策在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效应方面强于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则在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方面具有优势。第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效应。第四，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应相差非常悬殊，而对第三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高位；在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二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在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