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

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

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在股市高涨时，分析师随波逐流，常常发表过度乐观的预测；而当泡沫消退时，分析师则会掉头转向，发布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的盈余预期或股票推荐。对于这种分析师基于市场状态而发布忽高忽低预测的“变脸行为”，传统的理论观点无法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迎合理论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声誉博弈分析的方式建立分析师迎合行为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析师会迎合投资者的先验信念而故意发布有偏的信息。本文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投票推荐行为展开了实证研究，为声誉博弈模型的理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证券分析师是市场解读信息的重要力量。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分析师意见存在系统性的偏差。鉴于此，探讨分析师意见偏差背后的行为动机，剖析分析师意见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迎合理论，构建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的理性博弈模型，证明了在投资者具有信息劣势的博弈中，分析师的迎合动机会放大噪音对其购买意见以及均衡价格的影响。理性投资者并未能消除分析师迎合动机造成的股价噪音，从而从分析师角度，为股价对噪音的过度反应找到了一种理性的微观机制。

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是否会影响市场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 三个公允价值变量：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FV）、每股公允价值调整额(FVAD)和公允价值投 资损益每股净收益调整额(HOLDG)，考察它们对股价、股价变动、以及个股波动性是否有解 释力。我们发现，市场对公允价值信息有反应，公允价值计量会形成“资产价格循环”，从 而影响市场系统风险，而且公允价值信息也会影响上市公司个股波动性，进而影响到市场。 研究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市场应当如何对公允价值正确“定价”，也就是说，公允价值 的正确应用不单是会计师们的工作，也是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

证券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的信息中介,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本文研究样本选取2006-2008年上市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相关数据，分析牛 熊市场转换中的分析师的跟进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对股票的跟进行为与 上市公司特征关系密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分析师们关注成长能力和盈利 能力，不关注偿债能力和收入质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分析师跟进人数越 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对于上市公司的其他特 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基金持股比例越高、上市时间越短、公司不确定性低 （停牌次数少），则分析师跟进人数越多。并且由于市场由牛转熊的变化导致分 析师对公司财务特征关注程度发生了变化。

证券分析师能否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保持其研究报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衡量分析师行业健康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全面分析了证券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关系对其所发布的信息质量的影响，并收集2004-2009年间1743位证券分析师所发布的54369个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作为样本对模型的理论预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为了维护与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公司内部投行部门的关系，倾向于发布偏乐观的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声誉较高的分析师（如《新财富》最佳分析师）也同样不能在各种利益关系的漩涡中保持独立，虽然他们在发布盈余预测的时候秉持谨慎的态度以保持声誉的市场影响力，但为维护与机构投资者的关系他们比普通分析师更倾向于发布偏正面的股票评级。这些结果揭示了我国证券分析师独立性缺失的利益根源，并为监管层规范和发展证券分析师行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发展,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日益凸显。论文运用OLS检验了在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中影响证券分析师跟进数量的决定因素,研究了公司规模、业务复杂度、投资风险、股权结构和投资者关系等特征是如何影响中国分析师做出是否跟进的决策的。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运用计数(Countdata)计量的Poisson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分析师倾向于跟进那些规模较大、交易额较高、机构持股较多且投资者关系较好的公司,而规避那些投资风险较大、内部持股比例和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公司。本文的结果与之前成熟市场中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所存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市场中分析师的行为特征,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师在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中介作用有着很大的价值。

证券分析师通过传递信息、降低分析信息的成本来增进整个市场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这也印证了Easle和O’hara(2004)提出的信息是经典三因素模型外影响资本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的理论假说。对这一作用逻辑可能的解释在于,分析师跟进能够扩大投资者基础,进而降低融资资本成本,实证结果证实了Merton(1987)提出的投资者认知假说。

本文以2005-2006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为样本，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所存在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分析师总体上对盈余存在乐观预测，第二，随着盈余预测分析师数目的增多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减少，盈余预测准确率能有效提高。第三，分析师对某些行业版块上的预测存在着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