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本文探究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中短期内提振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规模状态是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定义为融资方式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准备金规模状态划分为稀缺准备金和充足准备金状态，并依据超额准备金数量相对流动性需求的充足程度对准备金规模状态进行了严格定义。依托包含银行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互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和定量地研究了不同准备金规模状态下各类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效果，并以理论模型蕴含的检验标准为依据，分析和预测了我国当前准备金规模状态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稀缺准备金状态下依赖准备金数量工具和充足准备金状态下依赖超额准备金利率工具配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能够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我国银行体系当前处于稀缺准备金状态，但正在逐步向充足准备金状态靠近。现阶段政策当局可以考虑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非常薄弱。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了理论解释。模型指出，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的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本文利用中国 28 省份 2006-2017 年的地方投资平台债务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表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上升能够在短期显著提振经济增长，并且在长期内仍然有显著促进效应，表明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具有投资于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上升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率，并未产生挤出效应。在当前防范地方债风险的背景下，本文建议在存在基础设施瓶颈的条件下，经济衰退期可以执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治理衰退、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政府债务的积累速度。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金融抑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和模拟分析，详细讨论了当经济 中存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的特征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本文发现:在现有的 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 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尽管民企 “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与金融抑制有关，但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的现实条件下，金融抑 制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促进国企产出，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我们 还通过政策试验发现，如果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其市场势力，金融抑 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时最优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小对经济波动的 反应。

本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层面研究企业微观特征对于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股票回报率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就金融危机冲击而言，行业特征、公司偿债能力，尤其是短期偿债能力，对于公司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危机前扩张速度快、估值水平高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冲击中表现更加脆弱。与已有的针对其它国家研究结论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显著影响的证据。就政策效果而言，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纾缓公司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困境的作用；四万亿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对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期而言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美国推行超常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 国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对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安全性极其关注， 探索国际储备货币 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国际储备资 产稳定性，并探讨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 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 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大于或者等于美元收益率时， 美元国际 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 备占 GDP 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 必然激化。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 率之和时， 美元国际储备与实际 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将收敛， 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相反的，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时，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将难 以保证。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同时，世界黄金储备增 长率尽管高于同期的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但仍然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水平，表明以美元主 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逃脱崩溃的厄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都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 表明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偏离 可持续水平。未来美国婴儿潮引发的“银发海啸”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将促使财政债务压 力更大，美元收益率由于国债规模膨胀而持续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未来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美元主导现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难以维持。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财政的平衡预算宣告单一的货币供应规则失效，取而代之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为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提供了政策锚，世界各国政府由此积极推行2%左右通货膨胀政策，配合以低利率，货币超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建设，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高物价、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渐行衰退的滞涨局面，因此，治理经济危机需要首先确立最优的通胀政策，并严格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最优通胀相对应的最优利率为4%，进一步地，当财政政策进行严格的逆周期调节时，最优的通胀会呈现上升趋势为0.15%，最优的利率为4.2%，开放经济财政和货币合作能够平抑经济波动，同时常规类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合作用将会加大通胀趋势，没有证据表明2%的通货膨胀为适度的或者是最优的。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展示政府应该彻底废弃货币供应规则，代之以最优的通胀政策和最优的利率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