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实施了积极的救援措施，可是，尽管美国政 府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但货币供给并未出现预期的增加，引起我们对其货币乘数变化的重视。 本文跟踪美联储2005年1月至2009年10月的月度数据， 深入剖析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货币乘数变动的成因， 挖掘了货币乘数相关各因子的变动趋势，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现金比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 率等的变化情况，挖掘其背后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的经济金融原因。从基础货币的构成来看，增量 投放的巨额基础货币以超额准备金的形态囤积在央行帐户上，并没有创造出预期数量的派生货 币，货币乘数大幅下降，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本文得出相应启示，为我国防范金融危 机提供借鉴。

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已经给传统货币金融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存款准 备金制度也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本文以电子货币为视角，将电子货币引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 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及对传统货币模型修正的基础上，选择电子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政 策相关的变量，建立数量经济模型，通过统计检验发现：电子货币放大了货币乘数，并使货 币乘数变得不稳定，从而加大了中央银行通过存款准备金政策影响货币乘数来调节商业银行 信用创造能力的难度，因而削弱了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效率。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基础货币、Ml、 M2的增长趋势， M1、M2层次的乘数及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检验，以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与M1、M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均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关于M1、M2的相关性特征，（1）M1、M2均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是实际GDP、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M2与实际GDP、通胀率则互为格兰杰原因。（2）通胀率对M1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无正向响应。实际GDP对M1冲击有显著、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有不稳定的正向和负向响应。（3）超前一年的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正相关。M1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在大多数年份都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步正相关。因此，我国仍应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