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银行信贷创造观，旨在计算出个体银行在多重监管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信贷创造量。我们建立了静态的多重监管模型用来分析多重监管对银行信贷创造的影响并基于流量存量一致性建立了简化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经济动力系统，借以通过最优控制理论分析银行的动态信贷创造路径。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监管下商业银行的最 优信贷量，有助于理解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

日本在2001年3月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达到政策目标，日本银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日本银行所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现日本银行不仅对国债和抵押资产证券进行操作，而且将买入汇票和外汇干预都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然后，通过将日本银行的操作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本文发现，虽然在操作中介目标、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个央行都将流动性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在银行体系内，没有明显增加流通中的现金，致使货币创造能力下降。最后从两国金融体系、贸易部门重要性和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角度分析了两国操作方式差异的原因。

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已经给传统货币金融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存款准 备金制度也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本文以电子货币为视角，将电子货币引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 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及对传统货币模型修正的基础上，选择电子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政 策相关的变量，建立数量经济模型，通过统计检验发现：电子货币放大了货币乘数，并使货 币乘数变得不稳定，从而加大了中央银行通过存款准备金政策影响货币乘数来调节商业银行 信用创造能力的难度，因而削弱了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效率。

在二级银行体系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存款大于贷款是很正常的现象。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大一统”银行制度及中国人民银行在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特殊的信贷管理体制，导致大量基础货币被金融机构直接用来发放贷款，这是造成我国长久以来出现“贷差”的原因。本文在总结目前国内有关“存差”的主要观点后指出，当前理论界认识上的混乱根源就是没有认清二级银行体系和信用货币创造过程与存贷差额形成的关系，为此本文从信用货币创造的原理出发，证明了基础货币运行途径的不同，尽管不会影响货币创造，但确是造成出现“存贷”或“贷差”现象的原因。本文还对我国1952年以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并结合1985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