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本文发现银行家情绪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中介渠道是 影子银行而不是银行表内信贷，且2016年以来的金融政策收紧尚未 从根本上冲击这一机制。除影子银行外，其他潜在中介机制都未能 通过统计检验。反事实分析更为直观地确认了银行家情绪中介机制 的检验结论，揭示出银行家情绪冲击的非持续性特征，同时验证了 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进一步检验显示，银行表内信贷和影子银行 均是货币政策传导 “信贷渠道”的组成部分，但影子银行削弱了货 币政策有效性。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11年相关数据，验证了两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其显著抑制了小规模、弱担保能力公司的过度投资；但并未发现国有化程度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认识。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传导相互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对三者间相互影响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即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传导之间的关系以及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可能；资本监管通过对银行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通过资产组合效应和逐利性、有限责任和风险转移效应、银行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容忍度、央行的沟通策略和央行的反应函数特征。在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在资本监管的背景下探讨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展望。

货币政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 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1-2007 年的相关数据， 验证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不同企 业所受到的冲击。 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 紧缩货币政策 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 受到抑制的证据，对民营企业的融资 “歧视”并不存在。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 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本文首先对全球性因素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同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探讨了协同效应的历史演变，然后实证分析了1998～2011年全球性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通过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世界经济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同性，同时，全球性因素对各经济变量的解释力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已成为系统更重要的因素。全球性因素引起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部分改变，然而，全球性因素在中国不同经济变量响应货币冲击中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全球性因素，某些经济变量对货币冲击的调整幅度和方向、持续性反应和时滞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全球性因素并没有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系统性、根本性的改变。

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稳定，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商业银行针对货币政策行为而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建立含有金融摩擦的最优货币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FAVA R模型，基于中国的2000-2012 年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后，银行的风险承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这些发现表明：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同时，我国的中央银行负有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责任。

货币政策的变化将显著改变企业外部环境，从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相关数据，实证验证了紧缩货币政策下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冲击。笔者发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公司过度投资存在异质性的影响：紧缩货币政策显著抑制了小规模、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过度投资；却未发现国有化比率低的公司过度投资受到抑制的证据。该研究深化了关于企业过度投资的理论，进一步扩展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之下：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并存的特点，也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于发达国家。本文通过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利率双轨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目标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传导至市场利率，并和信贷总规模一起实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该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需要由数量管制来纠正。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利率对基准存款利率调整最敏感，其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在利率双轨制下效果则不太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