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王国刚等（2024）提出的“双层存款乘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该理论试图通过构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同样存在存款派生过程的“新框架”，以挽救传统货币乘数理论，但其底层逻辑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操作差距很大。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反驳：第一，澄清基础货币创造的本质是央行资产端扩张驱动负债端同步扩张，不存在所谓的“本币资产”科目，也不存在央行吸收存款后再进行派生的“乘数”过程；第二，剖析量化宽松期间货币乘数下降的真实原因，对方将美联储资产购买误解为“央行存款乘数”的循环过程，但实际上，联储购买证券时直接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这是一次性操作；若联储继续购买，属于新增的基础货币投放，而非同一笔资金的反复派生；第三，揭示“资金观”谬误，对方将微观主体的资金约束错误地移植到中央银行身上，误以为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增加央行“可用资金”并用于购汇，实际上资产业务扩张不以负债增加为前提是中央银行的特有权力。本文由此认为，在充裕准备金框架和利率调控主导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下，对货币乘数的补救已失去意义，学术研究应转向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逻辑与内生信用创造机制。

本文从流动性概念和流动性管道入手，对经济体系内的流动性流向进行了分析。由于金融中介机构对流动性投放存在两者选择：实体经济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当存在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制度缺陷时，非理性配置的流动性就会大量堆积到金融市场，从而推高资产价格并引发金融风险。当前的货币政策工具对此没有实质反应，即使中央银行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合适的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覆灭前后的流动性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因此，本文建议对当前的货币政策体系进行变革，采取以流动性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

内容提要： 　　本文一改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体系唯一重要中介目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构建一个同时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两者都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的观点。文章围绕这一论题，研究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及其在货币政策体系中所应承载的功能，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没有得到经济理论界重视的经济背景，论证了改革开放来货币流通速度逐年下降但幅度逐渐减缓的经济规律并籍此得出了未来10年货币流通速度将实现由负增长向正增长转折性变化的结论。论文通过上述从理论到现实，从历史背景到未来趋势、从数据到图表的分析论述，较好地从理论和经济发展角度解决了货币流通速度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学术价值： 　　传统货币政策正在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性挑战。论文构建的以货币流通速度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及其据此提出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加快经济货币化进程、加大企业改革和扭亏减困力度、促进消费热点形成等政策取向，对于治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曾获九江市九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