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政策利率下行并未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欠佳。结合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资产证券化，文章从利率传导渠道出发，厘清了资产证券化借助价格风险对冲、信贷资产定价的途径，疏通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信贷市场利率传导的作用机制。基于 2012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月度数据，应用局部投影方法充分识别了资产证券化在利率传导渠道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资产证券化”状态下货币政策冲击对债券市场不同期限利率以及信贷市场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远高于“低资产证券化”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在替换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改变资产证券化的测度方式、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可见发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冲击区分为宽松冲击和紧缩冲击后，发现面对宽松货币政策冲击时，资产证券化对利率传导效率的提振更大。建议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稳增长”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提质增效。

本文建立了一个具有粘性信息的DSGE模型，研究存在利率平滑倾向的、对通胀和产出缺口有不同敏感反应的后顾性、同期和前瞻性泰勒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利率的平滑，以及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高敏感反应，都能够减少通胀和产出的波动。（2）在减少通胀波动方面，后顾性规则更具优势；而在减少产出波动方面，前瞻性规则表现得更好，同期规则次之。（3）后顾性规则和前瞻性规则都有内在不稳定的可能。

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稳定，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商业银行针对货币政策行为而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建立含有金融摩擦的最优货币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FAVA R模型，基于中国的2000-2012 年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后，银行的风险承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这些发现表明：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同时，我国的中央银行负有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责任。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

首先指出了近几年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中，SVAR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然后在对SVAR模型及其推导过程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研究了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选用最佳货币政策指标、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中的应用。最后阐述了应用S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展开进一步分析所提供的广阔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