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 DSGE 模 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 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 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 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 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 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 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 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 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摘 要: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 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 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 基于 2007—2018 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 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 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 M2 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 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 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 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M2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本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层面研究企业微观特征对于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股票回报率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就金融危机冲击而言，行业特征、公司偿债能力，尤其是短期偿债能力，对于公司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危机前扩张速度快、估值水平高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冲击中表现更加脆弱。与已有的针对其它国家研究结论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显著影响的证据。就政策效果而言，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纾缓公司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困境的作用；四万亿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对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期而言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通常认为中国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水平将由“市场决定”。但是，利率不是一个普通商品的价格，而是货币的价格。货币的价格如果没有一个“锚”，币值就会趋于不稳定。本文认为一个更完整的的表述应该是，利率由央行货币政策和市场共同决定。货币政策的功能是为市场利率提供一个短期“锚”或目标利率，而市场力量则围绕这个短期锚利率决定“期限溢价”和“风险溢价”，从而建立完整的收益曲线。 货币政策目标利率的制定，需要央行对中国经济的“自然”或“均衡”利率（即所谓泰勒法则中的r*）有一个理论的认识和经验的把握。中国利率何处去？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央行想要它去哪里，它就会去哪里。但是，如果央行对自然利率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很难实现稳定币值的政策目标。本文对利率市场化以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和操作短期目标利率提出一个框架，并对中国当前的均衡利率进行初步估算，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本文建立一个含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将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纳入统一的政策目标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具有完全替代性；当且仅当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充分协调时，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效果。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单一利率政策的不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似乎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中国，目前利率究竟能在宏观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事实的研究方法，本着“用数据事实说话”的基本经济学研究理念，尝试从众多的历史宏观数据中提取一些规律性的典型事实特征，找寻实际利率与宏观经济重要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并试图得到一些启示或政策建议。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通胀预期不是一个新名词，但是“管理通胀预期”的说法被中央决策层主动提出却是近期发生的新鲜事。本文对通胀预期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通胀预期不总是负面现象。通胀预期能自我实现，也能自我消逝。通胀预期能否自我实现，最终取决于通胀趋势是否真实存在。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通胀预期能否管理以及如何管理，最后还提出了未来挑战及其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