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宽货币与紧信用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高、金融资源区域分化、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匹配度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地方土地抵押主导的 货币派生模式，与新质生产力跨区域、非属地、全国统一配置的资产属性存在系统性错配。本文从货币派生机制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视角，对比发达经济体主权信用背书的货币创造模式，揭示我国央行以流动性调节为主、缺乏全国统一信用锚的制度特征，以及地方抵押品主导带来的信用分割与传导阻滞。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资产具有天然去地方化属性，地方难以沿用土地抵押路径实现信用扩张，货币体系向国家主权信用统一驱动转型具有必然性。本文从金融稳定、传导畅通、央行制度完善层面提出职能优化路径，为弱化地产金融依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