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科创企业整体呈现出“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特征，使得其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可探索采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科创企业。通过对比分析美联储主街贷款计划（MSLP）和我国央行推出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CLSP），结合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特征，提出创设直达科创企业的货币工具—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支持计划（PLSP），计划包含 4 个主要创新点，旨在提升商业银行科创贷款的投放意愿并精准投贷贷款。构建了涉及人民银行、知识产权局、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中介机构五方主体的科创企业金融工具“几家抬”框架，旨在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有效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快速扩张的加密货币市场引起我们对加密货币价格决定性因素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决定加密货币价格？ 我们以 Google 搜索作为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的关注度度量指标，检验了加密货币市场的“网络炒作效应”，并进一步提出了由加密货币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网络关注度因子组成的加密货币市场三因子定价模型。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1) 加密货币市场存在显著的网络炒作效应，网络炒作是加密货币价格上升的推手；(2) 加密货币的平均超额收益率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与 Google 搜索关注度因子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 我们提出的三因子模型对加密货币的截面超额收益率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并能够很好地解释加密货币市场中的动量因子、反转因子和流动性因子。

近些年，比特币价格持续增长，伴随 2021年马斯克公开高调入场，其市值更是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路赶超腾讯、特斯拉、Facebook、阿里巴巴等著名企业，截至2021 年 2 月 20 日，比特币位居全球市值第六名，本文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纳为同原油、黄金、小金属并列的稀缺资源，并与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常规市场相对比，探究加密货币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资产配置价值。文章首先区分加密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区别，探究比特币不会归零并将持续存在的原因，再通过对加密货币与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中的收益率对比与期望方差的考究，探索其资产配置的可行性，并探究其负面效应与风险控制。探究其在合法范围内对国内金融行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内金融市场是否可以把握加密货币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合法的独特长处与一定程度的稀缺属性，同时加大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科研力度，完善监管体系，让加密货币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业资产配置收益增长的新动力。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为研究货币政策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条件变量的条件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显著提高CCAPM模型对市场整体收益和截面收益差异的解释能力，以M1增速为条件变量效果最好。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主观贴现因子和相对风险厌恶影响市场收益，体现出消费因子风险暴露的时变性，引起各股票组合收益变化；低市值和低账面市值比组合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敏感性更高。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 DSGE 模 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 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 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 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 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 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 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 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 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本文发现银行家情绪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中介渠道是 影子银行而不是银行表内信贷，且2016年以来的金融政策收紧尚未 从根本上冲击这一机制。除影子银行外，其他潜在中介机制都未能 通过统计检验。反事实分析更为直观地确认了银行家情绪中介机制 的检验结论，揭示出银行家情绪冲击的非持续性特征，同时验证了 影子银行的顺周期性。进一步检验显示，银行表内信贷和影子银行 均是货币政策传导 “信贷渠道”的组成部分，但影子银行削弱了货 币政策有效性。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金融抑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和模拟分析，详细讨论了当经济 中存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的特征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本文发现:在现有的 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 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尽管民企 “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与金融抑制有关，但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的现实条件下，金融抑 制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促进国企产出，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我们 还通过政策试验发现，如果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其市场势力，金融抑 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时最优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小对经济波动的 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