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实体资产技术迭代速度快、有效运营周期偏短，传统永续现金流折现估值易产生系统性偏差，导致该类资产难以被商业银行认定为合格抵质押物，融资约束问题突出。结合股份制银行实地调研与公开行业数据测算，国内新质生产力实体资产抵押融资存在显著规模缺口，形成“资产具备稳定收益、却难以实现抵押融资”的结构性矛盾。本文构建达叔（DASU,Debt Asset Settlement Unit,偿债资产清算单元）估值框架，以历史经营性现金流为核心锚点，设定五年估值截断规则与五维度审慎折价体系，依托三方均衡模型完成理论推演，并选取 49 只公募 REITs 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框架估值与市场成交均价平均偏差仅 1.50%，估值波动较传统永续模型下降 42.3%；五维模型整体解释力达 89.2%，市场投机因子边际影响不足 0.5%，对新质生产力资产、粤港澳大湾区标的适配性更强。研究提炼现金流锚定、期限匹配两大理论命题，形成可审计的银行抵质押物估值标准，为商业银行估值逻辑转向有限期审慎评估提供实证支撑。

地产行业债务波动沿供应链向小微主体持续传导，持有逾期商业承兑汇票的小微企业普遍陷入票据兑付受阻、常规授信渠道收缩的双重困境。现有纾困模式过度依附房企主体信用，既易引发行业风险跨体系外溢，也难以实现对实体小微的精准扶持，金融资源错配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研究立足小微企业家企共生的经营特征，构建商票凭证化应用、实控人合格抵质押物追加抵押、双上限额度联动核定的专项融资框架。针对外部冲击引致的阶段性征信瑕疵设置柔性准入尺度，破解传统机械风控形成的融资堵点。该机制无需财政兜底、不新增地方隐性债务，可有效隔离跨行业信用风险，精准匹配实体经营现金流需求。试点阶段限定实控人自有资产兜底，后期可依托实操数据渐进放宽准入边界，核心逻辑可复制至多产业商票场景，具备可落地的实务价值。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解决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为了降低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提升动产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平台应收账款质押与融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使用数字化系统直连后：（1）核心企业通过系统直连上传的应收账款数量和金额上升，且新接入的主要是规模小、利润率高、现金流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中小微型供应商企业；（2）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贷款笔数与贷款金额均显著上升，且贷款利率更低；（3）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财务指标均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建设数据中心化的统一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落地，上市公司股份权责日渐规范，围绕公司股份所出现的权益融资、股权质押等操作日渐频繁，因而股权质押的相关理论研究的意义也愈加重大。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行为金融学中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通过大股东增持后的业绩改善情况衡量过度自信，研究过度自信倾向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对于股权质押的选择、股权质押的频率和累计股权质押比率均有正向影响，而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也会越倾向于股权质押，并且质押比率会越高。通过对股权质押样本的平仓风险进行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股权质押中的平仓风险会越大。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尽管中国股票市场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 A 股却经常被人诟病为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股票质押为切入口，创新性地构建了“股票质押融资规模”变量，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检验、匹配样本回归等多种方法，作者对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进而对“A 股脱钩论”进行解答。稳健性的实证结果表示，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股票质押融资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公司投资增加 3.6%个标准差。影响渠道方面，股票质押融资通过“信息渠道”而非“外部融资约束渠道”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打破了“A 股脱钩论”，而且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监管层对股票质押融资受困企业进行纾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股权质押在 A 股市场十分普遍，质押风险防范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基于 2004-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发现，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质押比例越高、面临的预警压力越大，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也越高。进一步地，尽管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公告的市场反应相对较差，但依然显著为正；而且，增持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显著好于同样面临预警压力但未增持的企业。这些结果表明，尽管投资者能够识别大股东增持的不同动机，但增持仍是大股东应对股权质押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股权质押风险防范的研究、加深了对大股东增持动机的理解，而且对企业应对资本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监管层出台救市措施具有重要启示。

当前科创企业整体呈现出“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特征，使得其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可探索采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科创企业。通过对比分析美联储主街贷款计划（MSLP）和我国央行推出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CLSP），结合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特征，提出创设直达科创企业的货币工具—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支持计划（PLSP），计划包含 4 个主要创新点，旨在提升商业银行科创贷款的投放意愿并精准投贷贷款。构建了涉及人民银行、知识产权局、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中介机构五方主体的科创企业金融工具“几家抬”框架，旨在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有效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