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刻画区块链生态系统行为表现的 “共识博弈” (Consensus Game) 的一般框架，并针对 “矿池间隔博弈 ” \ (Mining Pool Gap Game）的 “共识均衡” \ (Consensus Equilibria) 的存在性进行刻画和解读，然后通过共识博弈这个新概念来建立和解释区块链平台本身的稳定性在挖矿间隔行为出现的 情况下在基于共识均衡存在的这个意义上的正面回答。这里，“间隔博弈”\ (Gap Game) 所在的区块链生态是指基于中本聪\ （Nakamoto) 在\ 2008 年提出的 “工作量证明” 作为基本的共识原则的挖矿平台。特别地，本文首先在一般激励机制条件下，基于区块链生态中的共识博弈框架，对挖矿间隔行为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建立了在一般激励相容机制条件下的共识均衡点的存在性结果和对应区块链生态能够持续运转的稳定性解读书, 然后结合在 “挖（币）矿” \ (Mining Bitcoin）工作中涉及到的工作费用、奖励机制和挖矿能力这三类主要因素，从挖矿工（组）收益的角度, 针对不同嵌入场景对挖矿工（组）的 “间隔博弈行为” \（Gap Game Behavior) 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解读和分析。本文的理论结果和案例分析表明，结合不同挖矿场景相合适的激励相容机制， 共识博弈（均衡）这个概念可以在理论的层面（即，不需要情景数据模拟结果的支持），能够得到或形成针对不同场景下的挖矿行为的解释和解读。此外，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结合影响挖矿（组）收益相关的要素因子，共识博弈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对应的合适场景的激励相容机制，通过刻画挖矿工（组）出现的诸如 “间隔行为”, “分叉链”, “矿池攻击” 等（不良)行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并对共识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能够起到推进作用。

资本跨地区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19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年报文本和数字化资本投入等方式测算企业数字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加速资本跨地区流动。数字化对资本跨地区流动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流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竞争行业中更显著；同时,母子公司处于同一个城市群内部或母公司位于较大的城市时,这一促进效应也将更强。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各项交易费用、优化企业内部组织、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等途径促进了资本跨地区流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对本地投资并不存在显著挤出效应,且跨地区投资增加了母公司利润,但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加强。文章的研究为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微观路径。

保险业的经营特征与区块链技术存在天然契合性，本文通过分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保险交易流程，构建了基于保险交易的静态最优区块链模型，得到了保单区块存储员的最优区块存储能力、区块存储成本以及限制区块链违约分叉的约束条件。进一步以我国车险市场的经营数据为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区块规模、平均记录时间、平均交易费用等指标的最优结果。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保险交易数量、保单区块存储员人数、区块存储时间等增加以及风险损失率的降低均会导致区块规模增加以及保险交易记录时间和保险交易费用的减少，而外部冲击的增加会导致区块规模的增加以及保险交易记录时间减少，但对保险交易费用的影响取决于因外部冲击增加而产生的交费激励增加和区块规模受限而导致的交费激励减少之间的平衡。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在保险科技协同、区块链系统设计和具体场景实践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政策试点在我国是逐步推行各种政策的重要阶段。目前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各类试点效应， 但对试点过程中具体机制的区分还有待探索。被试点的对象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受到更多的关注和 监督、外界改变了对它们的评价、或者试点政策干预之外的扶持等因素，而并非由于试点政策的具体 干预措施而产生，称为“非干预效应”。本文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 法发现，当试点名单公布之后，试点企业的业绩发生改善，而此时改革的具体措施尚未实施。进一步 的分析排除了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和合作客户资源增多的解释，支持财务费用降低的论断。本文的发 现对试点政策的事前设计和事后评估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可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区域间的非正式制度障碍长期存在。本文借助异地并购这一典型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并利用CESS省际双边信任调查数据,研究了省际双边信任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收购方所在地对目标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和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地区间并购频率及规模,但仅当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时,企业异地并购的长短期绩效才越好。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省际双边信任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收购方在并购中的交易成本越低,体现在聘请中介机构的需求越小、完成并购交易的时间越短、支付的溢价率越低、并购后的管理费用越少。并且,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最后还发现,与低相互信任模式相比,高相互信任模式地区间的并购频率和规模更大,并购绩效也更好。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双边信任存在不对称的特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相关研究。

《公司法》第106 条规定，公司特别决议的形成必须经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才具有效力，当公司某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后，如果该大股东不投赞成票就相当于否决了特别决议事项，从而获得了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否决权”。本文使用中国2007~2014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法进行拟随机实验，在有效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混淆因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股东“否决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认为：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 的临界值后，在特定多数规则的外生冲击之下，大股东的“否决权”使得代理费用显著下降了2.9~3.9 个百分点，代理效率显著提高了15.2~26.2 个百分点。最后本文进行了理论猜想，尝试对大股东“否决权”导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和代理效率提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诠释。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效刺激消费需求十分重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6年的财政支出各项的数据以及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以财政支出为出发点，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VAR模型探讨财政支出结构对于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性补贴支出与文教科学卫生对于消费性支出有挤出效应，而挖潜改造费用对于消费性支出有促进作用。因此，合理改善财政收支结构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本文通过研究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说明理性的基金管理者如何利用基金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来扩大基金规模以最大化其自身利益。理论上基金公司应该避免分红来防止规模降低，然而实践上从2006年起基金公司却相继进行了大比例分红。本文提出三种可检验的假说解释这一现象：“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和“有限关注”理论。本文发现基金进行大比例分红后，基金净资金流入取得了两倍以上的增长，基金营销费用大幅增加，大比例分红还缓解了基金投资者的“赎回异象”，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是一种营销策略。本文证据说明基金大比例分红现象不适用解释股票分红的“信号”理论、“股利迎合”理论，而是支持“有限关注”理论，这对于今后基金以及股票分红的理论研究有一定借鉴。本文的研究对于由市场参与者理性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管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会同时导致其后期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滑坡”，且现金流业绩“滑坡”的期限要长于会计业绩的期限，表明真实盈余管理对现金流的影响更为深远。具体来说，异常现金流对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费用对会计业绩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文献，也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