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间接融资体系抵押品本位，构建涵盖银行信贷与REITs资产的全口径抵押财富测度框架，利用跨国与城市面板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抵押品减值对金融风险存在9.7%与24.8%两道临界门槛，跨门槛后冲击强度阶梯式抬升，且呈显著非对称特征，价格止跌不足以推动资产负债表回归稳态。纳入市场摩擦与货币稀释双重约束后，全国层面稳态修复的最低估值缺口约为10.6%-12.1%，三四线城市所需修复幅度明显更高。总量货币、财政与柔性监管三类常规工具仅在短期缓释风险，商用不动产证券化可在同等跌幅下将系统性风险降低24%-27%，但无法完全替代抵押品估值修复。本文为四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与不动产证券化制度设计提供了量化参考。

本文针对王国刚等（2024）提出的“双层存款乘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该理论试图通过构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同样存在存款派生过程的“新框架”，以挽救传统货币乘数理论，但其底层逻辑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操作差距很大。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反驳：第一，澄清基础货币创造的本质是央行资产端扩张驱动负债端同步扩张，不存在所谓的“本币资产”科目，也不存在央行吸收存款后再进行派生的“乘数”过程；第二，剖析量化宽松期间货币乘数下降的真实原因，对方将美联储资产购买误解为“央行存款乘数”的循环过程，但实际上，联储购买证券时直接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这是一次性操作；若联储继续购买，属于新增的基础货币投放，而非同一笔资金的反复派生；第三，揭示“资金观”谬误，对方将微观主体的资金约束错误地移植到中央银行身上，误以为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增加央行“可用资金”并用于购汇，实际上资产业务扩张不以负债增加为前提是中央银行的特有权力。本文由此认为，在充裕准备金框架和利率调控主导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下，对货币乘数的补救已失去意义，学术研究应转向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逻辑与内生信用创造机制。

经典信用周期理论普遍将不动产抵押品视为信贷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宏观数据呈现出不同的经验特征：总量信贷增速与房价波动长期弱相关，抵押品渠道在总量层面近乎“隐形”。本文基于2008—2025年分部门信贷月度数据，结合NARDL模型、多重断点检验与门限回归方法，定位抵押品渠道的真实作用载体并量化其非对称强度。研究表明，逆周期调节显著平滑了总量信贷波动，总量层面不存在抵押品与信贷的长期均衡关系，渠道效应被整体稀释；抵押品渠道在住户部门显形，房价下行对住户信贷的收缩力度显著强于上行扩张效应，基准模型下抵押品非对称乘数（CAM）为1.55，跨16种滞后设定的稳健中位数为1.73。2014年信用锚转型后，住户信贷的抵押品弹性出现结构性跃升，分样本CAM由2.32升至2.79，结构突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非金融企业信贷与房价基本脱钩，常态下对公端对住户端收缩的对冲比例仅约3%，总量隐形的主因是信号稀释而非反向对冲。机制分析显示，居民加杠杆行为的门限特征是非对称的核心根源，债务-通缩螺旋对下行冲击存在放大效应，银行资产组合多元化无法松动按揭合约内嵌的抵押约束，货币政策传导同样呈现“收紧有效、宽松乏力”的非对称特征。本文为理解中国信用周期的部门结构差异、优化逆周期调控工具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我国银行贷款传导渠道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SVAR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影响下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业配置行为。研究表明，当人民银行上调政策利率之后，银行会根据不同借款主体的可抵押品价值高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违约风险预期，并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抵押品价值较高的工业和商业贷款，同时减少了抵押品价值较低的农业贷款。这也就意味着，紧缩性政策的操作会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行业配置行为，并可能影响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资产价格波动会影响企业净资产，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资金需求，引起投资和产量萎缩，实体经济下滑。本文得到的宏观经验事实是资产价格波动单向影响实体经济波动，为此构建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而只是冲击到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实施新会计规则之后，资产价格波动借助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效果更明显。政策内涵是：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会借助资产负债表放大资产价格波动效应，需要通过资本缓冲、前瞻性储备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来解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私人经济主体是否具有资金需求，纳入资产负债表信息到政府经济政策框架中。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提出和运用皆有其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本文通过结合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可靠性和相关性、成本计量和价值计量、损益表观和资产负债表观、会计收益和经济收益等重要概念对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这两种计量属性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求在对比中深化对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理解。

本文首先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成为财政政策一个行之有效地政策工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的协调，其投资对稳定汇率有一定作用；主权财富基金有利于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对于本国以及投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偏好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资产风险-收益组合的影响以及对股票风险溢价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稳定力量。主权财富基金对内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2001年12月2日，美国能源业巨头安然（Enron）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安然公司”在200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总资产达618亿美元，这使得它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公司破产案。 一个曾在全球500大公司中位列第7的公司，一个因年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而让IBM、AT＆T也相形见绌的公司，创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申请保护纪录。 而这样的“丑闻”却发生在证券市场极为规范、证券监管非常得力的美国。

目前投资国内银行股有几大困惑：银行的绝对价值如何衡量？国内银行普遍盈利能力明显比国外银行低，但市场给予的溢价为何反而高？几家银行在业绩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为何价格走势趋同？如何解读银行股价格波动特征？股价对哪些因素最敏感？ 我们通过对银行理论估值模型和价值驱动因素的分析，以及对中美银行股市场定价影响因素和估值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以下观点：1）银行股的长期价值中枢与盈利能力和权益增长相关，但由于市场短期并不关心银行如何达到高资产收益率，因此银行股短期走势与信息对盈利变动的影响相关。2）中美银行股估值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盈利增长率、盈利能力增长率和资本结构安排的差异，但由于所依赖的经济体和监管环境相差甚远，单凭这些区别无法说明国内银行股是否高估。3）在紧缩政策背景下，影响银行盈利波动的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行业政策、利率和汇率政策、贷款质量、资产负债表风险。对风险的估算是投资的关键。4）目前国内银行的高度管制和利率等资金和产品定价非市场化导致非可控因素和经营受损风险与政策高度相关，但随着市场投资成熟度的提高和银行改革的深化，银行股价格将出现一个分化的过程，投资价值将由绝对价值决定。

有关我国货币内生性绝大部分文献基本上是以M1和M2为出发点的，即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资产角度重新进行审视，将我国的货币供给细分为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并用98年以后的月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M2的发行量和我国的物价水平基本上不存在相关性，并不能作为衡量我国物价水平的一个货币指标。进一步分析我们得出，央行直接控制的外生货币甚至与物价指数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相反内生货币却对物价起着正效应。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作外生性货币紧缩现象，并由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