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评价基金业绩是满足培育一流投资机构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基于传统资产定价方法所构造的因子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高维特征决定基金业绩的市场环境。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前沿的工具主成分分析法，从28个与基金业绩有关的特征中提取出隐性定价因子。本文发现，五因子隐性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业绩的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内分别达到了81.85%和99.82%，这一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外分别为79.53%和99.74%。本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的解释力从整体、时序、截面和相对误差每个角度都优于传统的显性因子模型。在识别隐性因子过程中，基金持仓股票的市值、换手率、营业利润、过往表现和基金过往业绩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隐性因子部分的定价能力同通货膨胀率、国债利率、宏观杠杆率、股债市场流动性和工业生产不确定性等常见的宏观周期波动有关。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应当利用大数据多元化基金业绩度量体系，以优化散户投资者基金资产配置效率。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文章利用CHFS（2019）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占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占比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乡村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显示，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提高金融素养、增强投资便利性和增加家庭总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程度。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

近些年，比特币价格持续增长，伴随 2021年马斯克公开高调入场，其市值更是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路赶超腾讯、特斯拉、Facebook、阿里巴巴等著名企业，截至2021 年 2 月 20 日，比特币位居全球市值第六名，本文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纳为同原油、黄金、小金属并列的稀缺资源，并与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常规市场相对比，探究加密货币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资产配置价值。文章首先区分加密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区别，探究比特币不会归零并将持续存在的原因，再通过对加密货币与资本市场资产配置中的收益率对比与期望方差的考究，探索其资产配置的可行性，并探究其负面效应与风险控制。探究其在合法范围内对国内金融行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内金融市场是否可以把握加密货币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合法的独特长处与一定程度的稀缺属性，同时加大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科研力度，完善监管体系，让加密货币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业资产配置收益增长的新动力。

随着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发展，网络借贷产品在家庭资产配置中逐渐受到青睐。本文以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日均交易量最大的 P2P 平台——红岭创投（www.my089.com）所有有效成功借款为研究样本， 发现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对于网络借贷溢酬的整体线性影响为正向的溢出效应， 但适度情绪下的溢出效应与极端情绪下的传染效 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高次项加入回归时发现存在降低-提高-降低的 S 型效应， 说明在极端情绪下，负向的传染效会成为主导。 进一步利用借款项目逾期情况与借款基本信息进行 Probit 回归， 发现高潜在违约率的项目股市的投资者情绪对借款溢酬的影响仍符合 S 型， 但低潜在违约率的项目传染效应会弱化， 这说明投资者能够在极端情绪下识别低风险项目， 并能发 现它的避险功能。

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否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是经济金融化的宏观背景下需要深刻考察的问题。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计量模型分析金融资产配置的驱动因素以及完整机制。研究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呈“U”型关系，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正向收入效应，然而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合力为负，直接通过中介效应挤出实体投资，降低企业价值，融资约束与金融资产的交互效应会放大冲击，对我国实体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针对投资者所面临的资产配置问题，构建了四个不同规模的投资组合数据库，检验了引入交易成本的多期资产配置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的确严重影响了模型业绩；相比初始投资组合为0的情形，初始投资组合为市场组合时模型的业绩表现更好；考虑交易成本的多期模型显著改进了单期模型业绩。此外，本文把 Tu和 Zhou[6]的单期组合策略推广到多期情形，得到一个引入交易成本的多期组合策略，并发现该策略在所有最优化策略中业绩表现最好。最后，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最优化策略可以超过简单多样化策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广大普通居民家庭的财富得以快速积累，使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参与到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此背景之下在如何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就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通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投资策略会因其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年份而不尽相同，而广大普通家庭投资组合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年龄效应和时间效应汇聚所产生的合力，更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以家庭股票市场的参与选择作为研究视角，本文选用2005-2007年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3870个家庭样本，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指标，分析了生命周期效应和年份效应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普通家庭的参与决策。首先，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财富积累能力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家庭直接参与市场的选择依旧表现出一定的年龄效应，中国居民家庭股票市场的直接参与率随年龄呈现出“钟形”分布。此外，在数据样本的时间区间家庭参与率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组合逐渐从简单变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