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新凯恩斯理论模型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下汇率制度的选择。通过比较不同资本账户开放速度、不同汇率制度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通胀率与汇率的波动情况，并进行福利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汇率制度从相对固定转化为浮动，福利损失不断下降，且随着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的提高福利损失下降的幅度降低；（2）在本文设定的各种汇率制度下，资本账户的开放都是有助于福利提高的，特别是在资本账户开放速度提高的初始阶段，福利会有显著地提高；（3）资本账户开放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同时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本国的福利最优。本文的结论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开放事实的支持。

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与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建议的时间表大致相符，假设到2020年中国已大致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的前提下，我们预测到2020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际投资头寸将显著增加，资本流入和流出将变得更加平衡。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基本平衡的资产状态，而公共部门的净资产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将大幅下降。由于私人部门的国外债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减少，中国将能够从国外赚取更高的净投资收入。总体而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净债权国，而到2020年净国外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将大致维持稳定。这些结果表明，因为资本流动将双向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不会对资本账户开放十分敏感。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增长差距将继续支持人民币实际汇率温和升值。

本文在随机一般均衡的非对称两国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在外部冲击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调整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国家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投资者的资产调整存在时滞等假设与以上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发现：在欠发达国家国内产出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大的情况下，当其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和汇率浮动后，其货币将出现过度贬值。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产出波动是导致资本流动及汇率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率冲击相比货币供给冲击能引发汇率出现更大和更持久的波动。此外，外国居民越注重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将加深两国汇率波动幅度，尤其当本国出现意外生产率冲击时，其波动幅度会更大。

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中，关于一国资本流入是否过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运用代理理论建立一个模型，分析得出：在资本账户开放自由化过程中，一国没有信贷配给时，不存在资本流入过度或不足的问题，关键看政府是否采取了恰当的政策措施进行配合。同时，分析表明，存在信贷配给的时，资本控制或许能带来收益，但会被国内净现值的直接损失冲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