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部各地交错实施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为背景，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企 业创新的真实效应。结果表明，西部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 并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企业中，高 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西部企业中高级人才(研 发、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在政策实施后显著增加。这与本文基于知识 基础观的预测一致，即西部各地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了高级人才的流入，这种人力资 本的再分配使创新性知识向西部转移和溢出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本文尝试打开了制度因素 影响企业创新的“黑箱”，为西部各级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改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稀缺的现状， 促进西部整体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参考。

本文研究了公司被并购对劳动力技术升级的影响。用中国上市公司 2000-2016 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在控制了公司相关变量以及年份和公司的固定 效应后，研究发现被并购后公司的劳动力总数、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非常 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均有增加，但是常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显著减少，非常规 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显著增加。此外，公司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数量和比 例均有显著上升。在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并购对非国企比对国企对于劳动 力技术升级的影响更加显著，对高竞争行业中的公司对于劳动力技术升级的影 响同样更加显著。本文的结果在用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后依然稳健。上述研 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对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

政府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会相应地决定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建立起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建立由大银行主导的垄断型银行业结构，通过发挥大银行在动员大规模资金上的优势，让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获取足够多的金融资源。但是，在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中小企业会陷入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是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而扭曲银行业结构的必然结果和代价。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适合以中小银行为主、大银行为辅的银行业结构，但要建立起这样的银行业结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摒弃赶超战略，转而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资本，让资本密集型大企业拥有自生能力，这是成功消除金融抑制（包括大银行垄断、利率管制、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等）的必要条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投资学的交叉视角，大量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投资其所在地附近的企业。French and Poterba(1991)发现，美国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本国资本市场，而忽略了国外的投资机会，因而将其称为本国偏好之谜Covaland Moskowitz(1999)最早将本国偏好转移到本地偏好（local bias）发现风险投资更乐意投资本地企业或者在距离上离自己办公地址更近的企业；Ivkovic and Weisbenner（2005）、Cumming and Dai（2009）、Brown etal(2011)、Hochberg and Rauh（2013）、李志萍和罗国锋等（2014）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独立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成因和经济后果展开国内学者注意到风险投资类型的重要影响作用尤其是本地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但在我国制度环境下，相比于从本地异地视角，从政府风险投资视角研究本地偏好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本地偏好的成因。现有文献更多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心理学理论对本地偏好进行解释，但这并不足以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依托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解释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 地偏好，以丰富对本地偏好成因的文献解读。 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独立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程度更高；而且政府绝对控股的风险投资机构本地偏好更强；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更低，政府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程度会减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政府干预风险投资市场的动机出发，利用政府职能理论和官员激励理论对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的本地偏好成因进行解释并加以实证检验，（2）揭示了政府控股程度对本地偏好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新三板于2016年首次实施的分层制度对挂牌公司股票流动性、估值水平与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基础层公司，进入创新层使得挂牌公司股票的实际成交交易日的间隔天数平均减少了7.71个交易日，以市净率所衡量的公司估值水平提升了11.6%。从对公司实体的长远影响来看，以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衡量的资本投资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进入创新层有效降低了融资约束引发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基础层公司，新三板分层制度的实施不仅使得创新层公司的股票流动性和估值水平得到了提升，还有效地提升了公司实体的资本投资效率。

近年来互联网理财发展迅猛，众多社会资本争相涌入，行业参与者数量也出现爆炸性增长， 互联网理财的未 来走向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论证互联网理财是否会实现长远发展这一极具意义的问题， 本文尝试构建理财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对互联网理财在资金规模与市场份额方面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 互联网理财将使理财市场的格局发生变动，并成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财规模不断扩大，未来十年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增速可能还会加快； 利用系统仿真完成行业趋势研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在“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背景下，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是否影响到资本结构的动态管理，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增强了企业向目标杠杆调整动机，增加持股金融业务类型这一持有数量上的策略选择，以及“银行+非银行”这一业务组合布局上的策略选择，均显著缩小了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然而，混业持股金融机构下，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与偏离程度呈非对称性，对于过度负债企业，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反而减慢了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发现，上述策略选择对过度负债国有企业去杠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资本结构调整动机与调整效率进行分离，揭示了企业集团在混业持股金融机构策略下对两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深化了对企业杠杆优化权衡决策的理解。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本文从含有时变高阶矩的条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出发，基于我国上证 50ETF期权数据，检验了期权隐含的风险中性各阶矩的期限结构中是否包含有助于预测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有效信息。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的数据降维方法，我们发现：在 2015 到 2020年样本期内，从 50ETF 期权的隐含方差和高阶矩的期限结构中所提取的因子能显著地样本外预测未来 2 至 8 周的市场收益，且该预测能力在控制了常见的经济预测变量后仍十分显著。并且，从期权隐含方差的期限结构中所提取的因子能样本外预测市场波动。基于上述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预测的择时策略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显著的经济价值。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有别于已有文献中的经济预测变量，50ETF 期权市场可为投资者提供关于市场收益与风险之间短期权衡关系的特有信息。

外部失衡的实质是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投资限制才是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金融摩擦反而有利于降低外部失衡的规模。通过在HOM模型中引入投资限制与金融摩擦，分析表明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将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供给不足的受控产品部门，只能集中于竞争性的一般产品部门。在导致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形成产能过剩，降低了民间资本的回报率，形成出口竞争性产品输出过剩资本的格局。而金融摩擦的存在，会缓解一般产品部门投资与供应过剩的局面，从而降低外部失衡。本文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困境的有效路径为：首先放松管制，其次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垄断性行业，最后再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