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王国刚等（2024）提出的“双层存款乘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该理论试图通过构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同样存在存款派生过程的“新框架”，以挽救传统货币乘数理论，但其底层逻辑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操作差距很大。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反驳：第一，澄清基础货币创造的本质是央行资产端扩张驱动负债端同步扩张，不存在所谓的“本币资产”科目，也不存在央行吸收存款后再进行派生的“乘数”过程；第二，剖析量化宽松期间货币乘数下降的真实原因，对方将美联储资产购买误解为“央行存款乘数”的循环过程，但实际上，联储购买证券时直接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这是一次性操作；若联储继续购买，属于新增的基础货币投放，而非同一笔资金的反复派生；第三，揭示“资金观”谬误，对方将微观主体的资金约束错误地移植到中央银行身上，误以为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增加央行“可用资金”并用于购汇，实际上资产业务扩张不以负债增加为前提是中央银行的特有权力。本文由此认为，在充裕准备金框架和利率调控主导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下，对货币乘数的补救已失去意义，学术研究应转向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逻辑与内生信用创造机制。

在绿色供应链市场中，通过零售商向供应商提供投资或贷款，可以减少供应商资金不足、无法正常组织生产引起的零售商以及整个供应链利润的损失。本文假设市场总需求不确定，构建供应商资金约束情况下供应链内部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模型，分析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零售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股权比例的增加，产品绿色度和批发价格增加；当供应商进行融资时，若股权比例极低，应该选择债权融资方式进行融资，随着股权比例的增加，达到临界点之后，供应商应该选择股权融资。当股权比例满足一定条件下，供应商和零售商会达成共识选择股权融资模式进行融资，从而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