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框架下，说明保险能够改善信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提高信贷机构的期望利润和放贷意愿。据此，并考虑供给与需求的联系，论文在经验分析中采用四元Probit模型，以陕、苏二省82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保险之于信贷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保险的存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但不同类别保险对农业生产性信贷供给的支持作用并不相同。论文研究意味着保险可成为提升农户信贷获取能力，平衡农村信贷机构利润诉求与支农目标的现实可行选择，应进一步挖掘保险的作用，支持构建多样化的信贷保险关联机制。

优胜劣汰的高质量的股票市场是金融服务经济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本文使用90多个财务特征指标“大数据”和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提取基本面信息，对上市公司质量进行评价并构建基本面综合质量指数，研究基本面质量与股价表现的关联关系。研究分析，上市公司基本面综合质量指数对股价表现具有显著为正的预测能力。其中，由偏最小二乘法构建的质量指数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预测能力最强，年化收益接近38%，且CAPM、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对此无解释能力。我们还进一步从行为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视角探索公司质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情绪、有限套利、公司投资决策和经济周期都有助于深入理解上市公司质量溢价现象。本文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已经稳步提高，进入了“优胜劣汰”和价值投资阶段。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本文选择2005—2009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和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对于国有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负债水平负相关；当长期负债水平较高时，长期负债水平提高有利于盈余质量提高。（2）对于民营企业，盈余质量与总负债、流动负债水平均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水平呈倒“U”形关系。较高的长期负债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但会增加民营企业的逆向选择风险。因此，长期负债水平在债权人的风险判断过程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针对现有文献对于机构投资者与股价波动率研究结果的大相径庭，我们认为不管是羊群效应模型，还是Fama-MacBeth截面回归方法均由于无法考虑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而使股价波动率的估计有所偏误。于是，基于李勇、王满仓等（2010）所提出的扩展CAPM，本文将影响股价波动率的因素定义为机构投资者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构成了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可以将羊群效应模型和Fama-MacBeth截面回归方法统一到相同的框架分析股价波动率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05年1月至09年12月的相关数据选择反映机构投资者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的相应指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TSLS模型等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小组及其小组长可以归结为制度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形式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缘起在于自组织系统外提供的一个外生局限条件，局限所确立的目标是组织动力的源泉，组织内自然形成的这个制度形式把动力放大并且保证目标的完成。如果自组织内有任何解决不了的巨大困难，自组织的大领导者会求助于外生组织协助问题的解决。

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注资银行作为各国救助银行的重要手段成为学术焦点之一。本文延拓了Mitchell(2000)的注资银行模型，构造了政府注资银行的福利函数以决定最优注资额度，从而将政府注资额度内生化；同时，本文在银行寡头垄断模型的范式下将政府、银行和企业部门三者纳入博弈框架，揭示政府选择不同的注资银行政策对银行业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惩罚性的注资银行措施可以遏制银行存贷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等政策主张。

香港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主要分为香港本地股、国企股（即H股）和红筹股三个类别，虽然都在同一个市场上市交易，但是由于上市公司性质的不同导致这三类股票的市场特征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比较香港本地股、国企股和红筹股之间流动性差别，并且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探究形成流动性差别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国企股和红筹股的流动性显著高于香港本地股的流动性，主要是由于这两类中资企业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较于香港本地股较低造成的，国企股和红筹股的逆向选择成本低于香港本地股，信息性交易概率也低于香港本地股。而且，研究发现逆向选择成本和信息性交易概率具有内在关联性，两者互成正比。另外，本文从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行为角度解释了香港本地股与中资企业股的流动性差别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了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 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

对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有逆向选择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及信号显示等理论进行解释。逆向选择模型认为，商业银行事前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抵押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来显示借款人的类型，高质量的借款人通过抵押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低质量的借款人以较高的利率获得贷款，不提供抵押品。道德风险模型认为，银行事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但银行在借款人获得贷款后无法监督其行为，高质量的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低，低质量的借款人必须提供抵押品才能获得贷款，结果，抵押贷款利率更高，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低于信用贷款的违约率。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道德风险模型预测的信贷市场均衡与信贷市场真实的均衡更一致，信用贷款的利率更低，而抵押贷款的利率更高，而且抵押贷款的事后违约率高于信用贷款的违约率，即银行主要面对事后信息不对称，而不是事前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