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行业是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务已涉足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国内实施的信用评级体系仍面临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除了需要针对金融行业本身在信用风险的披露进行专业的刻画和解读外，在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和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方法实践的基础上，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的一般方法、分析框架和可落地实践的技术手段。本文的目的是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在信用评估（评级）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基于“全息画像”大数据分析平台为基础，利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文本数据的分析，提取对应的（非机构化）文本数据的风险特征首先克服描述不好行为（即，违约，欺诈等行为）的“坏”样本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建立支持风险评估相配套的风险业务流程分析框架，从而实现能够改善信用评级质量和提高评级区分度需要的特征指标的筛选，并结合违约模型和配套的信用转移矩阵指标，完成构建与国际通用的信用评级体系标准接轨并适合中国企业主体信用资质表现的信评体系, 从而达到解决挑战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信用评级虚高；2）信用评级区分度不足；和 3）信用评级事前预警功能弱的问题。

本文基于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定义式，推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调整机制，并以维持贸易总额稳定为政策目标，建立了一个通用的理论模型来说明最优货币权重的选择。此外，我们采用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其它非美货币影响较小，显示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具有首要地位。其后，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得到人民币和各贸易伙伴兑美元的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反应了一篮子货币的调整机制。最后，我们还采用相关分析和MGARCH-DCC模型，对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的首要地位作了相应的补充验证。

融资瓶颈限制了汽车金融公司规模扩张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证明，资产证券化是解决汽车金融公司流动性的有效途径。我国处于尝试阶段，目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对资产证券化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探讨汽车金融公司资产证券化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引入汽车金融公司资产证券化问题；其次结合上汽通用案例分析国内存在的不足；再次从资产证券化操作流程进行理论分析；最后从管理层、汽车金融公司、相关参与主体和金融市场四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财务危机预警中财务比率的选择进行了研究。首先根据初选原则对财务比率进行了初步选择，然后提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变量选择方法，对初选的财务比率进行定量筛选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是一种科学、通用的变量选择方法。

本文对当前我国的银行卡联网通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银行卡联网通用市场的发展。对导致这些问题的各种原因，从体制上，结构上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银联发展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可行性方案。

金融控股集团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至少在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尽管中国现行的各项法规均不承认金融控股公司，但国内现行法令允许经济实体设立各类型金融公司，因此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准金融控股公司”。 2004年，德隆危机无疑是中国财经界最大的事件之一。作为以产业资本为主体、通过经营方式控股的德隆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旗下拥有177家子公司和19家金融机构。德隆是中国产业与金融混业经营的先锋，在资本运作与产业整合方面影响了一大批企业的行为。但是，德隆又聚合了准金融控股集团特有的风险，引发了区域性经济和金融震荡。 笔者由德隆事件入手，通过大量财务数据分析比较，阐述了金融控股集团暴露出的各种风险，并对如何防范这些风险促进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健康发展进行了详细讨论，据此提出对金融控股集团风险防范和监管的措施。 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金融控股集团” 的定义及分类，以及我国目前呈现出的许多各具特色的准金融控股集团的运作模式。德隆模式的核心是资本运作和产业整合，是其中风险最大的一类。第二部分分析了德隆事件中暴露的各种风险，如：德隆通过庄家控盘为主来维持高股价，其内部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型股权结构使得收益和风险严重不对称，靠资本运作构成收益主体的盈利模式中隐藏着资金链风险，以及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融资期限不匹配等。第三部分提出了对“金融控股集团” 风险防范与监管的建议：证监会和银监会如何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角度加强对风险的管理，通过强化董事、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的法律责任来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企业集团应以实业经营为主，将经营理念从“规模”转向“效率”，转变自身经营理念，提高风险意识；另外，企业集团可通过构建不同期限、不同行业互补的投资结构来分散风险，运用通用电器、中信泰富以及和记黄埔的案例，讨论了分散投资风险的有效措施，为立志“做大、做强”的金融控股集团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