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特有的“二重结构”社会现象为分析切入点，认为一个扩展了的国家能力即包括自身所具有的实力、其行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获利程度以及外在的压力条件等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巧妙结合是构成我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当这些约束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时，原有国家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将逐步被市场诱致性金融制度变迁所取代。

在重新定义金融制度、分析金融制度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关系、总结金融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规律的基础上，与其它经济改革相比较得出我国现阶段金融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制度变革一个阶段的结论。选择激进方式确立适度超前（“越三跨四奔五”）的信息市场型金融制度是其解决之道，并论证了它的可行性。确立信息市场型金融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加快经济转型、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外部环境三个大层面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实现。

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以及均衡特点，由此得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得轨迹是国家效用函数和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函数的统一。

本文拟以制度变迁理论中适应性效率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我国目前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适应性效率问题，认为目前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呈现出金融制度变迁服从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占主导地位，需求主导型变迁尚未形成、现有的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制度变迁等特征，同时这些现状特征反映出我国现有金融制度低的适应性效率。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应注意的问题和几点有关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