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企业金融化业务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有何种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关系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并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机构投资者参股稳定性随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促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

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O2ETS)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获取 2007年至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采用滞后型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经过一系列稳健型检验，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我们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金融化：信息不对称和企业投资机会。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金融的抑制效果更大。本文得到结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减少 CO2 排放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双赢局面。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与现有理论不一致。通过构建包含企业金融化行为与房地产市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实体经济趋于恶化时，面对预期投资收益率的差距，企业减少生产性投资，通过购买金融产品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引起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进而放大了经济波动。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纳入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改进福利，但政策效果较弱；盯房地产价格、盯企业金融化程度和盯金融深化的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价格波动，并改善社会福利。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 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 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 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 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 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 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 2009-2016 年中国 A 股上市实体企业的年度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的 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主营业务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生命周期企 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对下降;(2) 由于“蓄水池”和“挤出”效应的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呈倒 U 形关系，即 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化对经营绩效由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3)相对于成长期 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金融化有利于其经营绩效表现，即当企业金融化促进经营绩效 表现时，提升作用更大，当企业金融化抑制经营绩效表现时，削弱程度更小;(4)通过对影 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包含企 业创新、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宏观经济增长及货币政策六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