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简称金融效率）及其分布特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其中，金融创新效率更是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效率分布具有较为典型的经济区域特征和金融控制程度特征。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效率的提升，特别是抑制金融创新效率。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金融创新效率不足是金融效率提升的钳制因素。

本文在 Bernanke-Blinder（1988）的 CC-LM 模型中纳入含资本监管约束和信贷配给因素的 银行最优贷款供给方程，从银行贷款渠道的视角重构了用以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框架，即 KCC-LM模型，并利用我国1997-2006 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验证了KCC-LM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 从我国金融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金融控制力目标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对立统一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资 本监管强化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内在机理，也揭示了我国 1998年以来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真正内涵。

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危机昭示着选择金融控制工具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央行选择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官定利率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操作但仍属金融抑制的范畴。因此，主张选择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但在目前，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共存。

摘要：实施金融控制是转轨国家软化财政约束的一种次优选择，在我国，金融控制由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蜕化为直接为国家效用目标服务，导致了国家设计出垄断性金融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从而形成了国有独资银行的刚性垄断，使我国市场金融改革陷入僵局。

实施金融控制是转轨国家软化财政约束的一种次优选择，在我国，金融控制由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蜕化为直接为国家效用目标服务，导致了国家设计出垄断性金融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从而形成了国有独资银行的刚性垄断，使我国市场金融改革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