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基于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简称金融效率）及其分布特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其中，金融创新效率更是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效率分布具有较为典型的经济区域特征和金融控制程度特征。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效率的提升，特别是抑制金融创新效率。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金融创新效率不足是金融效率提升的钳制因素。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呈现出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的共存现象。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我国强控制金融政策与特有的高额居民储蓄条件下，公有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非公有经济体顺守，对金融配置效率加以非规范的修正，导致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的并存。本文从金融的非正规漏损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效率改进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金融系统论之上，本文提出了考察金融发展的三个纬度，在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背景下，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生产率效应为负，金融结构的生产效率效应为正，金融效率的生产率效应为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效应也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同时，来自于区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分类实证检验也说明了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区域的差异性和非线性关系。

在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金融规模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了金融发展的本质主要是金融效率的提高。本文在Turnovsky（2005）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造成的。因此，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不高，这会对今后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文从金融资金、融资结构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对山东省金融资源现状加以描述，并对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山东省金融资源配置的建议，包括发展金融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呈现出“高增长，低效率”的特点，提高金融效率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关键，因此，金融效率的研究也就成为我国金融理论界研究的焦点。本文从回顾金融效率的概念及其发展过程入手，通过梳理研究金融效率表现形式的三个层面和影响金融效率的六大因素的相关文献，试图为金融效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

当前，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制的“软肋”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障碍。本文认为，必须从金融产权、金融结构、金融价格、金融业务、金融业内部管理、外部环境等方面入手，全面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农村金融的运行效率。

内容摘要:在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农产品关税的减让、进口农产品配额的增加以及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等WTO条款相继生效，国外优质低价粮棉油将对我国形成冲击。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保证保护价粮食和粮棉油储备收购资金的及时足额供应，按“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做好非保护价粮油和棉花的收购资金供应管理工作，促进粮棉购销政策的落实。改善农业政策金融服务，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有效控制政策性信贷风险，。严格按照“顺价销售”原则，降低不合理占用贷款比例、挤占挪用贷款比例，提高新增库贷比例、销售货款回笼率、销售货款归行率、贷款利息回收率，督促粮棉收储企业将销售收入全额回笼归行，足额收贷收息，提高收贷收息水平，保证信贷资金运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实现政策性资金“保本微利”的目标。当前应当重点检查是否按“斤钱斤粮”的原则，新增贷款与新增库存值同步增长；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督，拓展监管视野，把监管渗透到企业财务、会计核算、资产负债和经营活动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