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国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如何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支持作用,仍然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文章以国家产业与金融合作试点城市（简称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大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凸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文章不仅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发挥的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针对当前国家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让利”问题，本文提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因而回答“应不应该让利、如何让利”的关键是理解金融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享机制，但绝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适度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分析，测度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水平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此考察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尽 管显著提高了零售贷款供给，但是对实体贷款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该挤出效应对于放贷资金紧张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挤出实体贷款与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一致，是银行出于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的理性决策行为，表现为在零售贷款相对于实体贷款收益率更高、实体贷款不良率更高以及风险资产率更高的银行中，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显著降低总贷款的不良率和显著提高总贷款的收益率。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该挤出效应对于拥有手机 APP的银行，在数字金融素养高和贷款需求旺盛的区域，以及在消费者信心指数高的宏观环境下也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贷款配置的视角揭示了一个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在负向效益，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监管层面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体系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的发展之路，才能扬长避短地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我国金融体系、企业投融资具备三个鲜明特征，其一，政府政策和金融机构间存在共振特征，其二，存在显著的融资摩擦，其三，企业各项资产、融资工具存在风险传染特征。这三个鲜明特征与西方传统金融加速器理论基础假设相悖，会加强传统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效应，加剧实体经济的波动。本文通过三种方式验证上述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存在，包括PPP政策冲击下典型行业与企业特征事实，引入三个特征假设后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模型和进一步的数值模拟分析。本文还发现，缓和的调控政策和差别化的银行信贷策略可以缓解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本文成果有助于认识我国金融体系规律、防范化解实体经济风险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对金融监管亦有贡献。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目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分析主要关注总量的配备，本文拟从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结构匹配角度切入进行再讨论。本文将我国各省历年的金融结构水平与技术水平分别进行排序并相减，得到各省各年的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并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发现：1）金融结构—技术水平的匹配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该匹配度的解释力要强于金融总量规模、金融结构、技术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简单交乘项；2）在样本区间内，金融结构略微超过技术水平（3%幅度）时，两者结构匹配效果最好；3）金融规模越高、技术水平越高、金融结构水平越低的地区，结构匹配的效果越强；4）金融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匹配度可通过促进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等渠道对增长发挥正效应。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内生性处理、转换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统计口径、改变匹配方式等稳健性处理后仍然保持稳健。这些实证发现将有助于解释中国在证券市场跛足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新常态下增长动能转换的方向选择，同时也将为拓宽政府促进金融—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空间提供经验依据。

发展供应链金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对 2007 年-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全 部公告和全部网络财经新闻报道大数据信息的进行收集整理，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及参与金融科技的意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在短期可以促进企业股价的上涨，在长期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并且上市公司采用的供应链金融业务越多，公告中提到供应链金融业务越频繁，这种提升效果越显著。已采用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上市公司在新闻报道中提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相关词汇越多，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提升的效果越强。上市公司在发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之后会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高投资支出与投资收益，提高资金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为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价值提供了基于公开市场数据大样本的实证证据，也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具有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