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非常薄弱。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了理论解释。模型指出，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的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问题凸显，亟需立足中国金融实情，准确衡量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GAS）和 BE—MES 模型，构建了包括旋转 Copula 和其本身的时变混 Copula 模型—DMC-MES 模型，并将其用于度量 2012 年至 2018 年沪深 300 成分股中不同行业的边际期望损失（MES），力求对系统性风险有更好把握。研究结果发现：（1）该模型可以很好捕获非线性相依关系，将非线性相依结构清晰分为上下尾相依结构；（2）除部分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的左尾相依性要大于右尾；（3）各个机构的风险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动领域，相同部门机构的 MES 相近；（4）与国外研究相反，国内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度最小，风险贡献度最大的行业为券商和房地产行业；（5）金融类机构在市场下跌期的波动性小于其他行业，并发现在2015年股灾发生前这类机构的 MES 值就已开始下降。

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我们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我们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并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尤其是当金融系统风险足够大时，最优救助力度可能为负，即，最优政策干预应该打压资产泡沫的交易。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活动的价值取向，造就了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趋利性，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败坏了金融系统自身的形象。金融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所以应当按照遵循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属性、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特性等原则，重塑我国金融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引领我国金融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

基于金融系统论之上，本文提出了考察金融发展的三个纬度，在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背景下，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生产率效应为负，金融结构的生产效率效应为正，金融效率的生产率效应为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效应也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同时，来自于区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分类实证检验也说明了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区域的差异性和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步变量构成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滞后的宏观经济变量、货币信贷变量、资产价格变量和相关经济大国的宏观经济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最佳预测方程，从而构建起了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的合理、实用的指标体系；并用此最佳预测方程对我国2010年金融系统性风险状况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前三季度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呈上升态势，且高于2008年的最高值；第四季度开始，金融系统性风险有下降趋势。 his paper treated the Chinese Financial Stress Index which constructed by synchronized variabl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and lagge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monetary and credit variables, asset price variables and related foreign countries’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Using stepwise regression, we established the best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forecast equation and built a reasonable and applied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prediction index system. Using the equation we forecasted the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status of China in 2010. The predicted result is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rise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 and is higher than the highest value in 2008; the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goes downward in the fourth quarter.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方法—金融压力指数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构建了能实时显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状态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该压力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在2008年4-12月处在金融系统性风险较大时期，且2008年10月是2002年以来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达到最大的时期。该结果能较好的拟合2002-2009年中国金融的现实状况。因此，该指数将为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监测提供有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