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实体经济中有大量因承担着政策性负担而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为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所需，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倒闭，需要不断以各种方式给予补贴和保护。金融抑制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对金融体系的扭曲干预，以金融体系为中介来给这些“重要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暗补，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无法解释为何转型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也难以为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提供既能维持稳定又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像转型国家般的金融抑制，是因为本国政府没有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除国防安全等少数可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型产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拥有自生能力，无需政府通过金融扭曲给予这些企业暗补以维持社会稳定，但这一暗含前提对于转型国家不成立，由此决定了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种种差异。转型国家在进行本国金融改革时，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消除所有金融扭曲，而是应当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转型，根据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赶超战略下优先发展部门遗留下来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渐进推进金融改革。这种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能在转型期避免经济崩溃并支持经济增长，是比休克疗法更优的金融转型方式。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愈加紧密。本文首次从投资者异质性和外汇干预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是时变性，且投资者异质性是导致时变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SV-TVP-SVAR模型，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价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地时变性；汇率变动与股价波动之间不一定存在汇率升值——股价上涨的同期关系，但对于我国而言，2009年之前存在人民币升值——股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但2009年之后却出现人民币升值——股价下跌的联动效应。

本文借鉴Wugler(2000)提出的回归系数法测算了中国上市公司在2001-2007年期间微观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并研究了2004-2005年期间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后上市公司的总体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并没有立即提高，而是出现了暂时下降。进一步分行业研究表明，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尤其显著。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长期往上但短期往下”的“J”效应。

本文通过各类模型的数据结构、制度背景等方面对各类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对于银行危机的生成机制来说，关键在于控制不同情境下论证银行危机的不同生成机制。本文与他人研究的差异在于，很好地挖掘出了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开放度量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选取全球60个国家24年的大样本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分析开放条件下银行危机的生成机制，并论证了在不同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发展程度下银行危机生成机制的差异。

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危机昭示着选择金融控制工具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央行选择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官定利率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操作但仍属金融抑制的范畴。因此，主张选择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但在目前，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共存。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使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凸显。文章探讨了金融业跨国投资的理论依据，并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以美国的实践为主验证了金融业跨国投资也符合邓宁的这一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同时，分析总结了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种种限制正逐步取消，对本国银行机构的保护也日渐放开，中外资银行很快就将同台竞技，在中国金融舞台上大展拳脚。因此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指出中外资银行之间竞争中的博奕的过程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金融体系的微观传导机制的阐述，指出：在不完全金融市场------如，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金融体系的建设不应该追求“完美”，而应该重视“合理”。全文主要阐明了如下的问题：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而且，如何来发挥这些作用，才能克服金融脆弱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达到像费雪(1930)描述的那样，使企业为社会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使消费者从中获得最大的享受这样的理想状态。 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复杂的双向(或多向)传导机制是并存的，金融改革的政策效果有可能是互相对立的(比如，一方面需要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又需要金融制约)，所以，最佳的政策措施不应该是只强调最优的改革顺序(因为对立不一定总是纵向发生的)，而是，也应该要重视建立最优的(合理的)金融体系(因为存在横向的对立)，有时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国内外金融的互动性逐渐增强；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使我国金融风险更加凸显，甚至危及金融安全。维护金融安全关键在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文章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和量化分析模型，实行由宏观、中观、微观和外部四个层次构成的有效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来保障我国金融安全。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式进入开放经济时代，向金融自由化过渡。本文从金融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因，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的果这一辩证关系出发，分析了当中国引入WTO变量，金融改革路径修正后实现金融市场开放的路径选择。其中引言部分综述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二部分提出引入WTO变量后中国金融改革路径的修正；第三部分实证性地研究了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最优安排顺序，并对目前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做了基本判断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及进一步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