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 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 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 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 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 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 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本文以 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 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两个方面，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异质性 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 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 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 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益的理论借鉴。

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 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 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 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 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 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

虽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然而，过高的储蓄水平却会引发一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与 “双 循环”的新发展战略不一致。本文从僵尸企业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对正常企业储蓄的影响, 试图给出我国 企业储蓄水平偏高的一种新解释。理论分析显示，当正常企业的未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时，僵尸企业占 比的增加会诱发正常企业提高最优储蓄水平，且当金融市场环境相对紧张时，该影响效应更强。之后， 本文利用 1998 至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当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增加 时，同行业正常企业的储蓄水平随之显著增加，且这一影响效应对具有以下特征的正常企业更为显著， 即非国有(特别是中小型非国有)、处于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非出口(特别是非国有非出口)。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高储蓄及僵尸企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价值，对探讨如何扩大我国内需、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年老的个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作用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作为提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新动能，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意义重大。本文在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直接传导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但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虹吸现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FDI 技术溢出，能显著促进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之后，如何“识才”、“用才”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本文手工整理2002-2015年共计3730位公司CEO的详细个人简历信息，构建高管“通才指数”，研究CEO通才指数如何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及并购绩效。研究发现：（1）相比单纯职业经历的CEO（专才型CEO）而言，复合职业经历的CEO（通才型CEO）更擅长主导并购活动——通才型CEO发起的并购活动更为频繁，该结论在通过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模型、PSM样本回归、考察CEO变更事件、通才指数的不同构建方法、控制CEO天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通才型CEO所开展的跨行业和跨地域并购更为频繁，且更多地涉及其过去任职过的行业或地域。（3）通才型CEO主导的并购活动可以获得更好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绩效，这主要源自通才型CEO在并购完成后吸纳了更多的金融机构股东、强化了银企关系并聘用了更多具有政治关系的独立董事。进一步研究发现：通才型CEO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偏好，促使其敢于发起包括企业并购在内的高风险决策。这些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高管个人工作经历如何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选才、用才，以提高企业并购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M2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股价的崩盘风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着眼于由错误定价引发的崩盘风险，本文通过机器学习模型为每个股票-月份样本计算得到样本外崩盘风险信息，逐年样本外预测精确性的均值为89.06%，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崩盘风险信息的有效性。本文对崩盘风险信息的进一步研究发现：（1）崩盘风险的截面收益具有较高的统计与经济显著性，且具有边际的定价能力；（2）当在投资策略中加入崩盘风险的截面信息执行因子择时策略时，样本外夏普比率约为未加入的2.05倍，显示出崩盘风险的截面信息对于因子择时的突出贡献。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表现为基于崩盘风险信息，能够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中市场与非市场的力量，从而有效地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为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