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扩展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以及对日元国际化典型化事实的考察分析了一国产业竞争力和金融竞争力对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认为前者是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随后应用美元1993-2008年国际地位变化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理论预期。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要推进一国货币国际化，关键在于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

本文将Kirman模型推广到了更一般的情形，对非线性从众行为机制进行了一些更深入的探索和讨论，通过将非线性从众模式与线性从众模式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规律，得到了一些新的结果。首先，重点讨论了非线性从众转移概率与投资者数量及从众参考样本容量之间的关系、两类异质预期投资者信念扩散的均衡分布以及信念扩散过程的重要特征。然后，将非线性的从众转移概率模型嵌入到金融风险资产的定价模型之中，讨论了金融资产的均衡价格，并通过动态随机模拟仿真讨论了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动态演化过程及特征，运用多种统计方法综合检验了资产价格投机泡沫发生的机率和强度。结果表明，在非线性从众模式下，资产价格投机泡沫发生的机率以及投机泡沫的强度要远远大于线性从众模式。本文不仅突出了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偏差与投机泡沫的形成和破灭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运用动态随机模拟仿真的方法获取了引发金融资产投机泡沫的一些重要行为参数、市场行为初值以及行为阈值。

金融系统固有的亲周期性，在自我实现机制和加速机制下，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失衡；金融失衡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释放。次贷危机就是金融系统过度亲周期性失衡的结果，并凸显出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美元为核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奉行“规则优于相机抉择”和以显性的或隐性的通货膨胀率为最终目标、以利率为操作规则为特征的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对金融资产风险、金融失衡的积累表现的是无奈。因此面对这一挑战，需要革新现行货币政策框架。

不确定性决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的实验结果是不确定性决策中“非期望效用理论”发展的基础。为了检验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权重函数的性质，本文在广泛的群体组织了经济实验，结果表明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学中决策权重函数的性质在并不是普遍成立的。本文的实验结果与其他学者在海外华人相关实验结果相印证，对以阿莱悖论和行为金融权重函数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构成了根本性的质疑，为新的不确定性决策理论发展提供了实验依据。

本文构造人民币隔夜回购利率互换，并计算了三个月期SHIBOR与人民币隔夜回购利率互换的价差（SHIBOR-OIS价差），定量刻画出我国的银行体系风险溢价水平，并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我国货币政策对SHIBOR-OIS价差的影响。分析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SHIBOR-OIS价差出现了明显的扩大，但不如美元LIBOR-OIS价差的变化强烈。在不同货币政策下，两种价差所反映的风险有所不同。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对SHIBOR-OIS价差有显著影响。本文最后以三个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对比分析人民币OIS，证实了SHIBOR-OIS价差构建的合理性。

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萧条周期，在自我实现机制和金融加速器机制下，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失衡，金融失衡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释放。这种繁荣萧条周期与不当的货币政策有紧密关系。奉行“规则优于相机抉择”和以显性的或隐性的通货膨胀目标为最终目标、以利率为操作规则为最大特征的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对此表现的是宽容和无奈。与多数学者试图把资产价格纳入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的目标体系中的主张不同，本文提出一个兼具总量与结构的复合调控特征的贷款准备金政策主张，构建模型来说明贷款准备金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控和对货币区内成员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保持。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在12月7日落下帷幕。此次会议召开之时恰逢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遭遇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空前困难。自去年起，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从容应对，化挑战为机遇，不但成功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更实现了经济形势回升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壮举。尽管在这场世纪大考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须居安思危，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

本文从两个角度讨论了预算软约束是如何影响资本结构的，一是预算软约束与资本结构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二是预算软约束影响资本结构的路径与机理。本文以1998至200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预算软约束如何改变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并最终改变资本结构本身。本文研究发现：（1）预算软约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杠杆比例，且与杠杆比例正相关；（2）控制其他变量，预算软约束能够降低我国上市公司有形资产率与杠杆比率的正相关关系；降低我国我国上市公司规模与杠杆比率的负相关关系；降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杠杆比例的正相关关系。

当出口在一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时，汇率调整就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其传导渠道备受关注。文章构建测算传导渠道的模型，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出口需求、资源配置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其中出口需求渠道的作用最强，效率渠道的作用次之，资源配置渠道的效应最弱。但资源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为正，即汇率升值通过资源配置能带动就业；而出口需求和效率渠道的影响效应为负，即汇率升值将通过出口需求和效率变动减少就业。文章据此提出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应采取何措施缓解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009年11月26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办法》分为五章二十六条，对试点机构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和监督管理等三方面做出了规定。从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办法》出台的目的答记者问来看，主要是为了推进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促进银保深层次合作，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提升银行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就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是否会给金融消费者带来好处，当局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按照当局的看法，《办法》的内容可概括为公司治理、关联交易、并表管理以及业务合作等四个层面，但是，若仔细研读《办法》中的条款，可以明晰地看出，此《办法》蕴涵着另外一更深层的特点，即：金融反垄断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