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与风险格局，流动性风险作为商业银行核心风险类型之一，其受数字金融冲击的机理亟待厘清。本文基于2020-2025年我国18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对流动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研究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流动性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ncreasing foreclosure rates, imposing negative impacts on housing markets, and aggravat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contrast,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reduces household debt overhang, a phenomenon harmful to home values and housing market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we find that households in recourse states increased their home improvement and maintenance expenditures after the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households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the downside risk of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at the effects vary by home equity level. The results remain unchanged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by credit changes,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foreclosures, homestead exemption, house sales, or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Last but not least, we use entropy balancing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and get similar results. 预防破产滥用的政策被认为推高止赎率、对住房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以及加剧金融危机而饱受批评。与之相反，本文证明破产滥用预防能够缓解家庭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 而债务积压恰恰是一种损害房屋价值与住房市场的现象。采用双重差分（DID）分析，我们发现：在《破产滥用预防与消费者保护法案》（BAPCPA）实施后，**追索权州（recourse states）**的家庭增加了住房改善与维护支出；该时期家庭对住房市场的下行风险高度关注，且上述效应因房屋净值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在多种替代设定下结果依然稳健，且不能被信贷变化、司法与非司法止赎、宅基地豁免、房屋销售或异质性预期所解释。最后，我们使用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方法消除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同样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企业支付影子债务利息与到期本金时，资金从借款企业活期存款账户划出，进入金融机构负债端的定期存款、理财产品及同业资产账户，继续以准货币形态沉淀于M2内部。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显示，理财产品投资资产中非标债权占比仅5.4%，超过80%的资金配置于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等标准化资产，短期内不会回流实体交易账户。付息期内M2总量保持刚性，M1/M2比值对影子银行滞后效应的识别灵敏度被系统性压缩，这一结构性测量偏误被界定为分母刚性遮蔽效应。围绕该发现，区分当期信用创造与滞后存量付息摩擦两类时序效应，嵌入土地财政与城投预算软约束的制度逻辑，提出影子银行货币搬运假说。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本文追溯金融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从早期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脉络，依次梳理心理学的科学奠基、经济心理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主流化，以及当前神经经济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形成的“计算行为金融”时代。文章指出，BERT、Bi-LSTM等深度学习模型正革命性地重塑投资者情绪测度方法，这一完整脉络为理解智能金融时代股票市场波动与投资者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历史纵深与理论框架。

本文比较英国"多货币竞争"与中国"央行主导"两种央行数字货币监管逻辑。英国允许多种货币形态在严格护栏下竞争，银行可参与货币创新，体现分散化试错特征；中国坚持数字人民币唯一合法，央行垄断发行与规则制定，银行在核心规则上参与空间有限，体现集中化推进特征。两种路径并非优劣之分，而是风险控制的组织方式不同：英国通过市场机制分散创新风险，中国通过行政机制集中管控系统性风险。货币形态的数字化没有统一模式，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与本国金融生态、风险承受能力和政策目标相适配。

本文立足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框架，深度解析《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 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的核心制度创新内核，涵盖货币负债属性重定性、市场化计息机制引入、存款保险纳入、准备金制度重构及账户体系升级等关键举措。通过系统阐释央行数字货币借助可编程性、实时结算与精准调控三大核心技术，如何重塑未来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与资源配置逻辑，揭示该政策在解决双层运营架构权责对称难题的同时，通过技术路径创新与制度设计的深度融合，为 CBDC 成为未来经济运行基石提供中国方案与实践范式。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效率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拓宽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等领域的理论边界，提出可操作的应对思路。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强化科技监管能力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监管科技手段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成为关键议题。本文聚焦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基于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监管科技的创新应用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企业画像系统有助于交易所增加监管问询的频率和强度，并促使企业及时高效回复，从而有效减少企业坏消息隐匿，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画像系统通过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隐匿坏消息的动机，减少坏消息的生成概率，从而减少坏消息囤积，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画像系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在坏消息隐匿动机更强、信息环境更差以及对监管预期感知更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画像系统对企业信息隐匿的抑制，不仅会引发不同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调整，还有利于市场对企业形成乐观一致预期。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交易所企业画像系统在资本市场监管治理中的效能及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间接融资体系抵押品本位，构建涵盖银行信贷与REITs资产的全口径抵押财富测度框架，利用跨国与城市面板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抵押品减值对金融风险存在9.7%与24.8%两道临界门槛，跨门槛后冲击强度阶梯式抬升，且呈显著非对称特征，价格止跌不足以推动资产负债表回归稳态。纳入市场摩擦与货币稀释双重约束后，全国层面稳态修复的最低估值缺口约为10.6%-12.1%，三四线城市所需修复幅度明显更高。总量货币、财政与柔性监管三类常规工具仅在短期缓释风险，商用不动产证券化可在同等跌幅下将系统性风险降低24%-27%，但无法完全替代抵押品估值修复。本文为四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与不动产证券化制度设计提供了量化参考。

基于资本“金融生息与生产增值”的二重属性，本文构建二维资本汇率定价理论（Capital-Pricing Exchange Rate Theorem,CPERT）。从无套利公理出发证明：汇率由利差与资本边际产出（MPK）差值共同决定，两大因子近似独立且定价权重对等，无摩擦环境下对冲系数精确等于√2。传统无抛补利率平价仅为该框架在MPK差值为零时的特殊形式。三维数据集（1998—2025年，中美长时序+省级面板+27国跨国面板）的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理论预言：双因子模型调整后R²为81.27%，较传统单一利差模型提升约17个百分点；24个市场化经济体的对冲系数均值为1.450，与√2理论基准的相对偏差约为2.54%，统计上无法拒绝二者相等的原假设。研究进一步识别出跨境资本的三层异质性，以及利差与MPK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划分四类汇率风险状态。由此形成的√2双重稳健性标准、金融结构杠杆乘数与三元悖论弹性系数三类工具，可应用于跨境收支统计校验与宏观政策评估。二维框架弱化了传统三元悖论的刚性约束，为开放经济体协同实现货币政策独立与汇率稳定提供了量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