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银行业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境金融联系愈加紧密，本文以 2016-2021 年 14 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亚洲经济体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并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该信贷网络的结构特征、重要性节点以及中日银行业的跨境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16-2020年亚洲地区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跨境关联越来越紧密，全球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 2021 年逐渐显现，使得各经济体的跨境信贷联系明显收缩:新加坡在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印度的跨境关联强度不断提升，其重要性逐渐增强:中国银行业对外发出的跨境关联强度增幅显著，在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贷出方的角色，重要程度显著上升，而日本银行业的跨境关联强度无明显增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本文为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2016—2021年14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多边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欧式距离对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信贷联系进行了测度，由此构建了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并分析了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以及中日银行业在其中的角色、重要性和跨境联系。结果表明，2016—2020年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结构呈现出高密度、高聚类系数的特征，中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是网络核心，外围经济体则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从网络动态特征和节点重要性来看，中国银行业在亚洲区域跨境信贷网络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资金贷出方的角色显著增强。与中国大陆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但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大陆的关联强度却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在亚洲一直是重要的资金贷出方，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银行业在亚洲区域网络中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自2021年开始整个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联系明显减弱，这可能与全球疫情的冲击有关。本文为中国银行业跨境信贷业务的发展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

在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为了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强制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在政府的政策干预下，大银行要想提高服务中小企业的效率，需缩短决策链条，将贷款审批权下放给下级行，否则难以克服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然而，缩短决策链条并不改变大银行的内部层级和晋升空间，一旦下级行负责人晋升，其前期积累的软信息也随之流失，新上任的负责人需要重新积累当地中小企业的软信息，由此出现“信息断层”与“服务断层”。与大银行的分支机构相比，地方性小银行的内部层级少，晋升空间小，负责人更能够长期扎根当地，不断积累当地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并持续用之服务企业。本文提出，可考虑允许大银行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完成政府下达给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指标：（1）大银行购买小银行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包，同时要求小银行对贷款包进行有限担保；（2）大银行将资金贷给小银行，再由小银行转贷给中小企业。相较于强制大银行直接服务中小企业，以上两种方式既能发挥地方性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比较优势，又能发挥大银行的资金成本低和资金体量大的优势，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效率。

金融科技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但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手工收集并人工判别每家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情况的基础上，以 2011—2019 年间 334 家区域性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 PSM-DID 模型，实证考察了合作模式对商业银行的经济后果，给出了支持委托代理观点的证据：合作总体上会降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提高不良贷款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结合合作双方特征和业务与技术合作的对比分析，针对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作为代理方的科技公司能够自营贷款业务或同时与多家银行合作时，或者当委托银行的金融科技实力或话语权较弱时，委托代理问题及其负面影响更明显；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以联合贷为代表的业务合作中，而能够显著提升银行金融科技能力的技术合作对银行经营表现并无负面影响。本文不仅立足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独特情境，拓展了金融中介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为科学评价商业银行选择不同模式发展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和为监管层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银行规模越大，其在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上越不具有比较优势，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大银行需要严格要求贷款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对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导致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在金融监管方面，由于不同规模银行的融资特性以及适合的融资对象皆存在系统性差异，对不同规模银行的监管也应当有所区别和侧重。

本文基于贷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结合多元所有制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探讨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均衡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较低，市场份额较大，但是较低贷款利率会降低国有银行的期望经营利润。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削弱两类银行的垄断定价权而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并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下降更明显。国有银行的参与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来增进社会福利，特别在市场竞争不足时，社会福利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本文基于包商银行等事件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出险的几家银行存在的共同特征，挖掘同业业务风险与公司治理薄弱的问题。从银行系统脆弱性特征入手，使用中国银行业数据库(CBD)中2009 年-2019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模拟银行在遭受外来冲击和其他银行通过同业网络进行风险传染的可能违约次数，构造银行脆弱性指标。进一步探究银行内部经营与治理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表明同业占比过高会加剧银行的系统脆弱性特征，适当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减缓脆弱性；2014 年同业监管政策实施后同业业务对银行脆弱性的提升作用显著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