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化已经蔚为世界范围内中央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趋势之一。随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健全，人民银行的目标透明度、操作透明度、知识透明度稳步提高。2001年加入WTO和2003年SARS危机积极推动我国的治道变革。目前，人民银行透明度与《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原则宣言》、《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辅助文件》等国际标准还有较大差距，是今后我国中央银行法制建设的重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曾奉行私隐性原则，将货币政策长期笼罩在神秘面纱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储开始走向开放和透明，尤其是2006年主张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伯南克执掌联储，联储透明度将发生质的飞跃。联储的透明化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世界范围内中央银行制度较为集中的变化趋势之一。透明化之所以成为中央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是因为提高中央银行透明度，经济上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政治上是宪政国家的根本要求。各国应结合本国国情选择中央银行制度的最优透明度。

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考察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研究了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影响。本文发现，从总体上看，1999~2007年间仍然存在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反而从银行获得了更多新增贷款的现象，但是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在此期间不断减少，尤其是在2003年后出现大幅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中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在于深化银行业的改革。

一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都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反思银行经营模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发展为透视银行的本质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们认识到银行之所以存在根本之处在于金融功能一体化。本文在KR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了活期存款、贷款承诺和定期贷款这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转型的事实进行了实证考察，由此提出银行制度边界的命题。

论文提要：现代中央银行的最基本的制度特征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货币政策功能和金融监管功能仅是最后贷款人功能的衍生功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背后隐含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变迁过程，一个是以财政融资功能为取向的古典中央银行制度的制度变迁过程，另一个是以实现弹性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变迁过程。这两种制度在发达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以后被人为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如今被各国普遍采用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认清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本质特征将会对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有很大帮助。

在二级银行体系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存款大于贷款是很正常的现象。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大一统”银行制度及中国人民银行在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特殊的信贷管理体制，导致大量基础货币被金融机构直接用来发放贷款，这是造成我国长久以来出现“贷差”的原因。本文在总结目前国内有关“存差”的主要观点后指出，当前理论界认识上的混乱根源就是没有认清二级银行体系和信用货币创造过程与存贷差额形成的关系，为此本文从信用货币创造的原理出发，证明了基础货币运行途径的不同，尽管不会影响货币创造，但确是造成出现“存贷”或“贷差”现象的原因。本文还对我国1952年以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并结合1985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银行制度是否健全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现行的银行制度中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导致国有银行不能积极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建立委托――代理机制，激发各级银行保护债权和清收不良贷款的积极性；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经营；加强信贷管理，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加强贷款监管，完善内外监管体系；创新信贷管理机制，实行专人全程负责工资挂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