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我国当前银行体系制度约束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下，我国银行个体特征决定贷款行为差异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以资产主导型的盈利模式，较为宽松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完善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制度的约束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高，可能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并且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反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低，就会面临较低的外部融资成本，而贷款下降幅度较小。这也就意味着，由银行个体特征所引致的贷款行为差异性，有可能会弱化货币当局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紧缩性政策意图的力度。

本文在 Bernanke-Blinder（1988）的 CC-LM 模型中纳入含资本监管约束和信贷配给因素的 银行最优贷款供给方程，从银行贷款渠道的视角重构了用以分析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框架，即 KCC-LM模型，并利用我国1997-2006 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验证了KCC-LM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最后 从我国金融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金融控制力目标与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对立统一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资 本监管强化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内在机理，也揭示了我国 1998年以来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真正内涵。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导途径的通畅。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金融市场存在缺陷、银行贷款对绝大多数企业是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资本市场传导短期内尚难发挥作用，而银行贷款传导等信用渠道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信用传导途径不畅导致中国近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需要改善信用传导渠道阻滞的经济环境，进而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