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行业研究报告中，国信证券的王剑研究 员提到日韩两国在发展的后期在资本市场中以投资高技术为主的私募主权 基金逐步替代以投资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银行贷款，虽然没有提到相关文献， 不过如果属实的话似乎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思问题。由此产生的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在全球经济体的发展中是否都存在这一现象?私募股权 基金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之间有什么相关性?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一个有意 思问题。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发展金融科技的根本目的。本文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分析，测度银行个体层面金融科技水平基础上，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此考察金融科技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尽 管显著提高了零售贷款供给，但是对实体贷款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该挤出效应对于放贷资金紧张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挤出实体贷款与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一致，是银行出于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的理性决策行为，表现为在零售贷款相对于实体贷款收益率更高、实体贷款不良率更高以及风险资产率更高的银行中，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显著降低总贷款的不良率和显著提高总贷款的收益率。进一步的证据还表明，该挤出效应对于拥有手机 APP的银行，在数字金融素养高和贷款需求旺盛的区域，以及在消费者信心指数高的宏观环境下也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影响贷款配置的视角揭示了一个金融科技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在负向效益，有助于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监管层面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本文利用 2008-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单笔抵(质)押银行贷款为研究数据， 检验了专利质押贷款获得以及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专利价值越高，越可能获 得专利质押贷款，且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贷款合约中专利数量越多，引用量越高，其贷款规模越大，贷款期限越长，上述现象在民营 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样本中更显著。最后，我们还发现，与非专利质押贷款的企业相比，银 行倾向于向专利质押贷款企业发放更大额度的信贷，更多的长期借款和新增借款，说明专利 质押贷款存在溢出效应。本文的证据综合表明专利能够帮助银行进行信贷决策，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

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银行贷款和现金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公司所能获得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小、成本越高；与此同时，股价崩盘风险高的公司会选择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相应的，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也更高，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股价崩盘风险与公司现金持有、现金持有边际价值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外部资金依赖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研究表明，股价崩盘作为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公司隐藏负面信息的极端后果，银行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并在信贷决策上进行调整，而公司在外部融资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会更加依赖内部融资，基于现金的预防性动机，选择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本文不仅从融资决策的角度探讨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果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同样拓展并丰富了银行信贷机制和公司流动性管理的相关

政府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会相应地决定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建立起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建立由大银行主导的垄断型银行业结构，通过发挥大银行在动员大规模资金上的优势，让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获取足够多的金融资源。但是，在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中小企业会陷入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是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而扭曲银行业结构的必然结果和代价。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适合以中小银行为主、大银行为辅的银行业结构，但要建立起这样的银行业结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摒弃赶超战略，转而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资本，让资本密集型大企业拥有自生能力，这是成功消除金融抑制（包括大银行垄断、利率管制、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等）的必要条件。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