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趋严，叠加金融风险隐蔽性、复杂性、传染性不断增强，对银行内控合规提出更高要求。强化内控合规、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已成为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稳健经营的关键。本文梳理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合规发展历程，阐述其重要意义，剖析在理念、制度、监督评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提升管理质效，推动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构建多元化养老金融体系已成当务之急。“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拓宽金融支持养老服务渠道，为行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本文从养老金融的内涵与发展现状出发，总结近年来体系建设成就，并指出当前正处于起步探索期，在政策环境、国民意识、市场活力及银行作用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创新思路，以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参考。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深化，“银发经济”已从社会议题升维为国家战略，成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保障民生福祉与维护长期发展安全的关键领域。本文立足于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的交叉视角，旨在系统构建并剖析服务于中国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完整逻辑。研究首先科学界定了在新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内涵、外延与产业生态图谱，其范畴已超越传统养老，延伸至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宜居环境、科技智能及财富传承等全链条。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系统如何有效动员、配置与风险定价，以支撑这一庞大且异质性强的需求体系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动能。 本文通过理论演绎、国际比较（深度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典型模式）与国内政策-市场案例分析，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银发经济金融支持的四大支柱——养老金金融（三支柱体系的市场化运营与资产配置）、养老服务金融（面向老年个体的信贷、保险、信托及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面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以及养老金融科技（科技赋能下的服务模式革新）的发展现状与内在结构性矛盾。研究揭示，当前体系面临长期资本供给不足与产业回报周期漫长的根本矛盾、金融产品供给侧的同质化与老年群体需求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之间的显著错配、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代表的风险缓释机制严重缺失，以及政策激励碎片化、监管标准不统一等系统性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金融-产业-社会”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创新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深化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改革，引导巨额长期资金有序、精准注入银发产业核心领域；推动金融机构开展 “深度适老化”创新，开发契合生命周期特征的普惠型金融产品；构建 “政府引导基金+银行信贷+保险资金+社会资本” 的多层次风险共担产业融资生态；大力培育以数据驱动和场景融合为特征的养老金融科技，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效率；最终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涵盖法律、监管、标准与财税工具的综合政策支持生态。本研究论证，构建一个强大而敏捷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充分释放中国银发经济巨量潜能、系统性应对老龄化挑战、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关键引擎。

本文利用2006至2015年期间A股IPO申购资金冻结政策，研究周期性流动性紧缩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影响。我们发现，IPO申购资金冻结显著推高主要货币市场利率：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交易所隔夜回购利率和隔夜Shibor平均分别上升12.4、38.3和11.6个基点，且利率上升幅度与IPO资金冻结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IPO资金冻结同时造成货币市场交易量和交易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此外，IPO资金冻结还推高部分债券市场利率，引发企业、金融机构甚至政府为应对流动性紧张而改变债券发行计划，各类信用债乃至国债在IPO资金冻结期间的日均发行量普遍下降20%至30%。最后，我们发现虽然央行会在IPO资金冻结期间通过逆回购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然而并不足以抵消IPO资金冻结造成的冲击。本文揭示了流动性冲击的跨市场溢出效应，强调了金融政策跨市场协调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性。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除了要有未雨绸缪的“先手棋”，还要有见招拆招的“对攻术”。由于系统性风险有时隐藏很深并且具有突发性，因此，提前做好发生债务危机时的应对方案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债务危机中的传染性和道德风险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根据包含三个变量的贝尔曼动态规划法和三维相位图分析，发现政府可以采用四步法判断是否对发生债务危机的个体机构采取应对措施。根据真实数据估算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美国银行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时就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132.23亿美元，如果晚一周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6918.87亿美元；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后1——5个月内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700亿元，如果晚半年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1561亿元。本文的研究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见招拆招的“对攻术”提供简单易操作的方案。

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产价格？经典的“债务-通胀”渠道认为，通胀将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并将财富由银行转移至企业。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监管环境下通胀会引起银行和企业间非单调的价值转移。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债券违约率更高、回收率更低的松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回收率上升，实际价值从企业向银行转移；在违约率较低、回收率较高的严监管环境下，通胀使得名义债务贬值，实际价值从银行向企业转移。本文利用1994-2025年的A股数据，提供了支持分析的经验证据：08金融危机引发对银行监管的关注和巴塞尔Ⅲ导致了银行价值对通胀的暴露由正转至长期为负，而影子银行的发展又重新降低了银行对通胀的负向暴露。基于DSGE的量化模型中，货币政策与通胀冲击会产生符合分析的价值转移结果。本文为通胀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银行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关注对象和货币非中性的证据。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本文探究了长尾市场上的数字信贷利率形成问题，基于Hotelling模型从信息传输的视角提出该市场存在一种新型的垄断，并且动态地分析了这种垄断的加剧过程。本文主要发现有：第一，银行决策的最优信贷利率与其获得的借款人信息量负相关。第二，如果数字空间存在信息传输损耗，那么均衡利率高于Bertrand利率水平，为一种信息垄断利率，垄断溢价、垄断利润均与损耗系数正相关。第三，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交易次数越多，这种溢价也会越大，而且借款人之间的利率不平等问题也会加重；第四，部分借款人可能还会遭受歧视性定价。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三项政策设计讨论，包括因信息垄断造成的垄断指标测度、风险指标测度以及最优的数字普惠考核政策，以破除数字鸿沟、缓解信息垄断，从而降低长尾市场均衡利率，保障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本文最后对理论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主要结论。

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