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本文探究了长尾市场上的数字信贷利率形成问题，基于Hotelling模型从信息传输的视角提出该市场存在一种新型的垄断，并且动态地分析了这种垄断的加剧过程。本文主要发现有：第一，银行决策的最优信贷利率与其获得的借款人信息量负相关。第二，如果数字空间存在信息传输损耗，那么均衡利率高于Bertrand利率水平，为一种信息垄断利率，垄断溢价、垄断利润均与损耗系数正相关。第三，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交易次数越多，这种溢价也会越大，而且借款人之间的利率不平等问题也会加重；第四，部分借款人可能还会遭受歧视性定价。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三项政策设计讨论，包括因信息垄断造成的垄断指标测度、风险指标测度以及最优的数字普惠考核政策，以破除数字鸿沟、缓解信息垄断，从而降低长尾市场均衡利率，保障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本文最后对理论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主要结论。

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利率传导效率， 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oan Prime Rate， 简称 LPR） 改革。 本文基于 LPR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连续 DID 等方法探究 LPR 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第一， LPR 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 LPR 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 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 LPR 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 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 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 LPR 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 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等六个一级指标和二十六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进一步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论如下：银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银行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组织和数字化技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 “融资期限结构调整”机制和 “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分析师关注、高研报关注，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低信息披露的企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改善其投融资期限错配。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而提升了其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同时缓解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但对企业经营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显。研究为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探讨了区域壁垒对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壁垒和地理壁垒都会导致不同城市间的银行竞争水平存在差异，但影响程度随时间在下降，不同区域壁垒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银行天然具有跨区域经营的特点，因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具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受文化壁垒影响，而不受行政壁垒影响；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受行政壁垒影响，而不受文化壁垒影响。行政壁垒会影响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文化壁垒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应构建结构合理的银行市场体系和分工协作的银行机构体系，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于资本在全国的最优配置，中小金融机构聚焦当地实体经济，结合当地文化开展业务创新。

影子银行监管政策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面临流动性约束和影子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4-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银行理财产品视角探究影子银行监管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识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贷关联，并结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据构建企业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敞口指数。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前对银行理财产品敞口较高的企业在此后的信贷可得性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信用风险较高的企业、无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与银行信贷关联较为单一的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前对理财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此后的非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显著降低，资产端流动性囤积水平明显上升，该效应通过银企信贷关联传导至企业并导致其信贷可得性降低。本文厘清了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本文探究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中短期内提振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规模状态是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定义为融资方式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准备金规模状态划分为稀缺准备金和充足准备金状态，并依据超额准备金数量相对流动性需求的充足程度对准备金规模状态进行了严格定义。依托包含银行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互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和定量地研究了不同准备金规模状态下各类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效果，并以理论模型蕴含的检验标准为依据，分析和预测了我国当前准备金规模状态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稀缺准备金状态下依赖准备金数量工具和充足准备金状态下依赖超额准备金利率工具配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能够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我国银行体系当前处于稀缺准备金状态，但正在逐步向充足准备金状态靠近。现阶段政策当局可以考虑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