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手工收集的1704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对比考察了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推出后出现的三种新型阳光私募与传统的股票型阳光私募和公募基金的绩效。研究发现：（1）相对价值型阳光私募表现明显优于传统投资工具，其各项收益指标均很高，无系统风险且特质风险很小。（2）债券型阳光私募表现也优于传统投资工具，但明显差于相对价值型。（3）事件驱动型阳光私募的收益指标优于传统投资工具，但系统和特质风险均很高。（4）CAPM和FF3等传统的因子模型无法很好的解释相对价值型和债券型阳光私募的绩效。因此，相对价值型阳光私募“低风险-高收益”的特性表明真正的“对冲基金”在中国已经崭露头角。

本文首次利用包括消亡基金在内的大样本阳光私募分析了尚未在公募基金中发生的消亡现象。我们发现该行业的年消亡率达13.55%，相应的幸存者偏误为0.99%/年。Probit消亡模型表明，不同于美国对冲基金，我国阳光私募的消亡与其原始收益率无关，但与风格调整后收益率（原始收益率与同期行业平均收益率的差额）显著负相关。另外，业绩波动大、规模小和年轻的基金容易消亡，而固定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费高的基金则容易存活。

本文首次利用手工收集的493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样本，并综合使用基于CAPM和FF3的8种因子模型从基金个体、基金组合、基金经理以往职业经历（分为公募系、券商系和民间系）等角度考察阳光私募基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阳光私募总体上跑赢市场；其中，公募系和券商系虽无择时能力，却具备优秀的选股能力；民间系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但存在糟糕的择时行为。我们还发现基于FF3的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其中GII-FF3模型能更有效的识别基金的择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