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的激励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在构建管理层和总经理隐性激励的相关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总经理初始身份控制下的回归模型，研究相关指标和企业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管理层平均年龄、任职年限、教育程度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年龄、学历、外部聘请、创始人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更换工作单位次数、总经理任职情况、任职年限和企业绩效负相关，支持“管理权力论”假说。重要的是，不同初始身份的总经理，所看重的激励是不同的。

企业中，管理层和总经理的行为对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针对隐性激励构建相应的管理层和总经理指标体系，并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类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企业隐性激励和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的隐性激励指标对绩效的作用效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时，规模和国有股比例指标对不同上市公司的作用效果是类似的，从管理权理论假说的角度来看，管理者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任职年限，而非总经理任职情况。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边际递减效应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作用逻辑，而后选择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发现并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