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基于河南省1978—2010 年的统计数据，对河南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河南省的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从短期看，河南省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为此，应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发展小额信贷，促进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互补，以及防止农村金融资源的进一步流失等措施，引导金融业均衡发展，发挥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条件。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可以从低级形式逐步发展到高级形式，实现正规化。正规化的关键是合会会首能否从信息中介转变为信贷中介。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参与人的增加，会首有可能发展为具有信贷职能的金融机构，但同时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开放度的增加，会出现违约和监督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监管当局承认其合法性。

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最为迫切的课题，而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对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为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了积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的关注多于对农村的关注，对城市金融的关注多于对农村金融的关注，对农村正规金融的关注多于对非正规金融的关注，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理论争议，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4年1季度―2005年4季度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等代表农村正规金融的指标与第一产业增加值进行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远远没有满足农村经济增长的需要。但由于没有考虑非正规金融因素，这个结论并不一定表明金融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不适用性，相反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而这才是今后农村金融改革应该注意的方向。

非正规金融,即一般所称的民间金融,它在中国广泛存在,并在支持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民间金融的历史和现状、民间金融中的各种利率形式及其与正规金融利率的关系，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揭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形成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并预测民间利率的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