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传统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行为金融的纠偏是否有助于缓解非效率投资。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行为金融纠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尤其是控制了公司战略选择这一潜在解释因素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改善管理层非理性行为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优化和行为纠偏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分析未发现人工智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证据，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与局限性。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文献，也为优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

中国沪深股市的投资者对财富有着迫切的需求，行为具有“大傻瓜效应”“羊群行为”“小数定理”等非理性特征，外加股市机制上的缺陷、信息不对称、巨额资金的涌入等造就了本轮牛市的巨大泡沫。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实体经济的恶化，投资者美好预期的破灭，导致了股市泡沫的破裂。在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防范和消减股市泡沫的建议。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独特的制度背景，加之发展历程较短，个体证券投资者的行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非理性，投资者采取何种投资策略对于其能否克服行为的非理性带来的风险并进而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来获取收益至关重要。本文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深入考察了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行为的主要特点，从市场制度、社会文化、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等角度分析其行为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处置效应、政策依赖、过度自信和羊群行为等提出个体证券投资者应该采取的有效投资策略。

本文介绍了超越理性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对市场微观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解释，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本文在序贯交易的框架内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了证券市场上的非理性交易行为怎样引起交易者之间的羊群行为。研究结论表明：若证券市场上所有的参与者完全理性且风险中性，则市场上不会出现羊群交易行为；相反，即便在一维不确定性下，交易者的非理性交易行为可能引起羊群效应。

中国大部分企业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偏好的存在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既存在非理性行为，也存在非意愿选择约束。本论文通过对两种融资方式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意在说明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安排有关，由此导致企业的非意愿选择约束；其二，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成本约束下，企业融资选择中出现了经济学中所谈到的“劣势有效”，从而导致企业在非理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最终的结论是：中国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制度的成长对市场选择机制的有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