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简略分析了股票市场定价的发展，认为当今金融市场的股票定价方式没有完全反应市场交易博弈的核心信息。在金融和商品全球化的时代下，应以复杂经济的动力学视角来看世界，以均衡博弈为新框架理论来观察和度量金融市场的交易，促成新的股票交易理论和技术体系。以股票买卖交易为例，当我们将时间因素抽出去，将交易额与成交价格构造形成一个序列集，在本文提出的中式棋盘格坐标系中，利用复杂系统的粗粒化提升法，将成交额的序列数逐个累加，回归成买卖交易的两条单调调递增曲线，然后求解到买卖曲线交点，这个交点所对应的价格就是均衡博弈价格，均衡博弈定价是一个二维的指标，它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涨跌），这个博弈交点能够通过非线性动力学方程推导证明出它是均衡条件下博弈的一个非稳定点。由此，股票市场的定价方式从当前以统计平均的中间值法，蜕变发展为以复杂系统的动力的方法。 均衡博弈定价方式能够衍生出很多股票交易的指标，如：日线、周线、月线等，但是最基础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引”用ϕ表示，代表当天交易的涨跌和优势占比，这是一个表示股票买卖双方博弈形成的一个平衡的稳定点。另一个是“势”用λ表示，代表一只股票涨跌的趋势，它是一个股票买卖动力学指标，表明股市是一个耗散系统，当股票买卖趋向一致时，这个指标会收敛至一个常数0.666~0.625的区间。本文中也给出了博弈定价的应用实例，讨论了棋盘格坐标，复杂系统在金融其它方面的引用也做了探讨。

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加深对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05—2021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驱动作用尤其明显。与资本流动强度相比,金融业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促进效应更为显著。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主要体现在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金融开放对其驱动作用呈依次递增态势。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当其跨过一定门限值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ESG投资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国内企业也在ESG理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2009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ESG评级能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结果发现：第一，ESG评级提升能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在采用公司、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替换核心变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回归以及时序关系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第二，将企业信息透明度、应计盈余管理、被分析师关注程度来衡量机构投资者面临的企业信息环境，并分别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示，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受到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即企业信息质量的影响，ESG评级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第三，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呈非线性关系，企业在较低的ESG评级基础上提升评级对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

企业金融化业务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有何种效应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 2007-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关系视角，考察了金融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发现，随着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并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技术投入的影响。从作用机制上看，机构投资者参股稳定性随金融化程度的增加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促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问题凸显，亟需立足中国金融实情，准确衡量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GAS）和 BE—MES 模型，构建了包括旋转 Copula 和其本身的时变混 Copula 模型—DMC-MES 模型，并将其用于度量 2012 年至 2018 年沪深 300 成分股中不同行业的边际期望损失（MES），力求对系统性风险有更好把握。研究结果发现：（1）该模型可以很好捕获非线性相依关系，将非线性相依结构清晰分为上下尾相依结构；（2）除部分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的左尾相依性要大于右尾；（3）各个机构的风险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动领域，相同部门机构的 MES 相近；（4）与国外研究相反，国内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度最小，风险贡献度最大的行业为券商和房地产行业；（5）金融类机构在市场下跌期的波动性小于其他行业，并发现在2015年股灾发生前这类机构的 MES 值就已开始下降。

伴随资本账户开放和 QDII 重启，跨国资产配置强化了国际原油、国内大宗商品和股市收益的联动性。考虑到各市场间的内生性关系，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构建了结构式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实证分析 2007 年 7 月至 2020 年 5 月的三市价格收益的立体时变关系。研究发现，QDII 重启后，跨市组合投资使三市统一体系的总体溢出效应受到强化，系统的联动效应增强，而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和股市在体系内的影响地位也有所提升。同时，结果表明，国内两市收益对国际油价上涨的脉冲响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时变特征，在牛市阶段，两市收益的脉冲响应表现为正效应，而在熊市阶段则体现为增强的负效应。其次，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在不同市场周期均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国内股市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存在正负转变特征。最后，国内股市上涨对国际原油收益的冲击基本为正效应，但在流动性萎缩阶段，股价上涨在短期对油市资金存在“虹吸效应”会对油价产生负影响；而国内股价上涨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冲击在不同阶段均为正效应，并且稳健可持续的“慢牛”对国内大宗商品收益的正影响表现更加稳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增强国内两市抗风险能力和提升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若干建议。

考虑企业价值进而股票收益中实物期权及其影响的部分，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法理论上探讨了CAPM 是线性定价模型的本质，并据此指出实物期权资产或其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是导致 CAPM 模型失效的原因。进一步，利用 1998-2012 年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根据 Fama-French 市值规模和账面市值比，以及企业所处行业构造投资组合，通过比较实物期权调整前和调整后组合预期收益-贝塔关系的差异，实证发现调整实物期权将使得 CAPM 有效。

以往董事会文献大多关注单一董事会特征如何解释公司绩效，缺乏同时考虑多维董事 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性研究。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究 46 个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 能力，发现:1. 董事会特征可以预测公司绩效;2. 董事平均薪酬、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 学历异质性的预测能力较强，董事会结构特征预测能力较弱;3. 公司绩效与董事平均薪酬基本呈正 相关，而与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学历异质性呈非线性关系。该结果说明，我国公司 中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紧密且复杂，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复杂关系、 提升对公司绩效预测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