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的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 DSGE 模型，解释了负向 TFP冲击如何引起实际 GDP 增速下行与房价、债务上涨并存的现象，且负向 TFP 冲击的持续性决定了房价、债务是否出现“逆周期”及其规模。本文基于以下逻辑：负向 TFP 冲击导致收入下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异质性使得部分家庭有倾向于减少住房支出去平滑消费，相对地另一部分家庭倾向于增加住房投资，一方面，随着消费恢复住房需求快速回升，实际住房价格由低到高，同时利率下行，财富从储蓄者向借贷炒房者转移，形成住房财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同时强化了储蓄家庭的居住需求和借贷炒房家庭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吸收部分家庭的储蓄并向另一类家庭放贷，通过利差不断积累净值，更高的净值对应更多的住房贷款，二者共同推动房价的持续上升。冲击的早期，两类家庭提供更多劳动获得可支配收入，劳动意愿上升部分抵消了产出下滑，随着住房价格上升及信贷繁荣，家庭减少劳动时间，实际产出随之下降，形成房价与债务的“逆周期”现象。央行通过盯住利差，或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金融中介杠杆因子等途径干预信贷能够消除房价与家庭债务的“逆周期”现象。最后，从信贷错配的角度出发，房价上涨是预算软约束下财政刺激、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副作用”。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本文在现有“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终极所有权研究公司债务融资问题。理论上本文首次基于控股股东决策视角，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发现，在利率管制的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法律保护不足及控股股东的存在，导致公司过度债务融资，政府干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行为，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过度债务融资。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与过度债务融资显著负相关，法制环境的改善、政府干预减少显著降低了过度债务融资规模及过度长期债务融资。这一研究在验证本文理论分析的同时，为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文从两个角度讨论了预算软约束是如何影响资本结构的，一是预算软约束与资本结构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二是预算软约束影响资本结构的路径与机理。本文以1998至200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预算软约束如何改变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并最终改变资本结构本身。本文研究发现：（1）预算软约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杠杆比例，且与杠杆比例正相关；（2）控制其他变量，预算软约束能够降低我国上市公司有形资产率与杠杆比率的正相关关系；降低我国我国上市公司规模与杠杆比率的负相关关系；降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杠杆比例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在D-M框架下建立了一个高等学校预算软约束模型并分析了其中的因果逻辑。本文认为，导致目前我国高校集体性财务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预算软约束问题。根据本文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硬化高校预算约束的对策，这些对策涉及到高校领导人的任用与考核体系，高校规模与合并问题以及高校的贷款自主权。另外，本文的结论反驳了现在流行的高校投入不足说，以及利用高校合并解决财务困境的不合理想法。

转轨国家经济中的银企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健康发展和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银企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历来是银企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微观经济中，产生这种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借贷政策的预算软约束，以及缺乏竞争性的、集权的金融制度。事实上，在这一体制条件下，银行居于债权人位置却不能对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实行有效地控制，进而恶化企业的治理结构。不仅如此，银企关系中的道德风险还破坏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导致银行危机和经济动荡。

内容提要：银行不良贷款是产生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高不良资产对银行和经济有重要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自1980年以来在181个成员国中，有133个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问题或危机，占全部成员国的74％。发生金融问题的有108例，其中，由银行不良资产引发的有72例，占67％，发生金融危机的有31个国家，共 41起，其中因金融不良资产引起的有24起，占59％。所以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背景。本文的结论是：在不考虑市场风险和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微观机制是委托人监督检查不严格和代理人（借款者）有逃债的动机造成的。

银行不良贷款是产生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高不良资产对银行和经济有重要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自1980年以来在181个成员国中，有133个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问题或危机，占全部成员国的74％。发生金融问题的有108例，其中，由银行不良资产引发的有72例，占67％，发生金融危机的有31个国家，共 41起，其中因金融不良资产引起的有24起，占59％。所以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背景。本文的结论是：在不考虑市场风险和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微观机制是委托人监督检查不严格和代理人（借款者）有逃债的动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