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巴黎气候协定》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中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本文以《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为事件冲击，采用连续型 DID 模型探究了区域低碳转型风险对银团贷款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协定签署后，中国高碳排放地区的银团贷款存在显著为正的碳风险溢价；由于地区碳风险导致贷款违约风险上升，从而提高了企业贷款成本。此外，研究还发现：碳风险溢价的高低受地区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特征的影响；在法制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因承担污染连带责任而提高对碳风险的重视程度，相应地提高了碳风险溢价；在产品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激励低碳产品生产和低碳技术研发，从而降低碳风险溢价；在发生气候灾害的地区，银行执行国家救济职能，会降低碳风险溢价；在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碳中和更易实现，林业碳汇收益和碳汇抵押资产能够增加现金流并降低信用风险，从而降低碳风险溢价。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区域低碳转型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探讨了2015年下半年股市异常波动以来至今持续存在股指期货巨幅贴水现象及其原因。我们首先检验了非频繁交易以及股市波动的两种解释，发现均不能很好地解释该现象。接着，我们计算了期权市场隐含的偏度风险溢价；其代表了投资者的恐慌程度和坏的尾部事件的不确定性溢价。偏度风险溢价与股指期货的VAR分析表明，股指期货价格的深度贴水可以由偏度风险溢价解释，说明投资者对崩溃风险的担心导致了投机者向套期保值者索取高额的“保险费”。股指期货的贴水幅度加深也增加了市场的偏度风险溢价，导致投资者对稀有事件不确定性索取更高的溢价。因此，完善现货市场做空机制，使得期现套利交易可行同时恢复股指期货交易，可以消除股指期货价格的深度贴水，降低投资者的对冲成本，使股指期货发挥正常的风险管理功能

通常认为中国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水平将由“市场决定”。但是，利率不是一个普通商品的价格，而是货币的价格。货币的价格如果没有一个“锚”，币值就会趋于不稳定。本文认为一个更完整的的表述应该是，利率由央行货币政策和市场共同决定。货币政策的功能是为市场利率提供一个短期“锚”或目标利率，而市场力量则围绕这个短期锚利率决定“期限溢价”和“风险溢价”，从而建立完整的收益曲线。 货币政策目标利率的制定，需要央行对中国经济的“自然”或“均衡”利率（即所谓泰勒法则中的r*）有一个理论的认识和经验的把握。中国利率何处去？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央行想要它去哪里，它就会去哪里。但是，如果央行对自然利率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很难实现稳定币值的政策目标。本文对利率市场化以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和操作短期目标利率提出一个框架，并对中国当前的均衡利率进行初步估算，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本文根据Svensson(1994)模型拟合到期收益率曲线的方法, 使用2002年1月到 2013年2月国债交易和报价数据, 计算了国债交易的噪音并进而将其作为国债市场的整体非流动性, 探讨了影响国债整体非流动性的因素以及国债整体非流动性对基金超额回报的定价影响。研究发现, 利率水平、利率斜率对国债整体非流动性有正的显著影响, 公司债整体风险溢价、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和商业银行可投资债券金额对国债整体非流动性有负的显著影响; 国债整体非流动性的变化对股票型基金的超额回报有正的显著影响。

考虑到市场非完备和私募基金管理者风险厌恶的实际情形，本文根据效用无差别原理，得到基金管理者收益的确定性等价价值满足的偏微分方程，并运用有限差分法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风险中性时的非系统风险溢价为零；非系统风险溢价的增大使得收益价值是自有资金率的递增凹函数；管理者的风险选择决定于非系统风险和风险厌恶程度，在有限期的情形下，风险中性型管理者会选择无限大的基金波动率，风险厌恶程度低(高)的管理者会选择尽可能大(小)的基金波动率；并从确定性等价的角度讨论了契约设计问题。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来测度中国公司债的非流动性, 考察了公司债层面、市场层面影响中国公司债非 流动性的因素, 最后讨论了公司债非流动性、权益波动率、印花税调整等因素对公司债风险溢价的影响. 研究 发现, Amihud (2002)是衡量中国公司债非流动性较有效的方法. 在截面上只有Amihud (2002)非流动性测度 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此外, 公司权益波动率和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 的稳健显著影响. 在控制了信用风险后, 公司年化权益波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公司债风险溢价大约提高45个 基点; 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2008年4月24日、2008年9月19日印花税 调整后, 债券投资者比调整之前多要求大约50、60个基点的额外风险补偿.

从研究期货市场均衡条件入手，首先证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操作能为厂商带来额外收益。在竞争条件下，为获得额外收益，厂商必须从额外收益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投机者主动承担市场风险的报酬，由此证明，厂商支付的套保成本等于市场所需风险溢价是期货合约成败的根本条件，先前研究总结出影响合约成败的因素都是通过影响厂商套保成本或市场风险溢价，进而影响合约市场的运行。其中，现货市场形成价格的自由度、生产周期、现货市场规模与厂商支付套保成本多寡正相关。资本市场回报率、行业上、下游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程度、合约设计对市场风险溢价有直接影响。此外，合约标准化要求是为降低交易成本在厂商支付套保成本中的比重，随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市场效率提高，标准化对合约市场运行的影响度逐渐下降。

我们研究了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根据公司行业、规模、面值市值比和股权集中度等划分的各种成分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选取各种经济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各种成分投资组合都存在显著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特别强，小市值、低面值市值比和低股权集中度的投资组合也非常容易预测。对于成分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我们给出了两个经济解释：（1）基于样本外可预测性分解，我们发现条件 CAPM 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性风险溢价可预测性可以解释成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样本外可预测性，高系统性风险暴露的投资组合有较高的样本外可预测性；（2）基于 Hong, Torous, and Valkanov（2007）的信息流动摩擦理论，我们发现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解释行业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