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世界互动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构建各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指数,继而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降低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即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减少了 23.07%,此效应主要体现在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的国家（地区）上。究其机制,该效应源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提高该国（地区）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减少该国（地区）与中国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差异。进一步将上述效应与美国、日本、巴西、俄罗斯进行对比后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因国家（地区）而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缓解效应大于其他四个国家。文章的研究结论有效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观点。

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抓好粮食生产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而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主流文献已就事前粮食生产与预防思考、事后冲击评估及政策反思等问题做了大量探讨,但较少关注国家应急治理应采取怎样的事中应对策略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此,文章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借鉴粮食获取权理论和国家能力四分法分析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要旨和价值。研究发现：（1）中国传统荒政中增强粮食安全的措施大体可划分为四个维度,即在时间维度上的粮食资源跨周期调节、在空间维度上的粮食资源跨地区调节、在直接权利维度上的贷种借牛和蠲免缓征等措施、在贸易权利维度上的减免商税和以工代赈等措施。（2）中国传统荒政思想已经意识到,落实这些主张需要政府拥有强制能力以维持灾区秩序、汲 取能力以提供荒政所需资源、递送能力以实现救荒资源投放、信息决策能力以提升治理质量。（3）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粮食安全理论打通了历史根脉,其实践意义在于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角度为中国夯实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历史经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荒政理念校准、策略体系对照与治理技术参考。

针对当前国家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让利”问题，本文提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因而回答“应不应该让利、如何让利”的关键是理解金融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享机制，但绝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适度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发展实际，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逻辑，本文在深刻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现实逻辑、理论内涵及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定位进行剖析。形成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与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深度融合，深刻揭示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新规律、新特征，以系统集成思维开拓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作为新时代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新高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驱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循环中的改革试验田和有力抓手，又是国内发展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开放桥头堡和重要窗口，在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关节枢纽作用。第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模式不仅在经济增“量”上可以发挥重要的改革助推剂效果，更会在经济提“质”方面起到全新的动能引领作用。我们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差别化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模式，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制度红利，引领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用高水平开放实践助推国内外经济良性循环，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奔向高质量未来。

深化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全面准确认识危机成因，以从容应对经济危机。本文梳理分析经济危机的相关成因后认为：依据对危机生成的主次作用，可将危机成因概分为基本因素与其他因素；危机成因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的交互影响；危机的生成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众因素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组合与作用，故历次危机的具体进程多有不同；危机的具体进程对危机成因亦有重要影响；由于危机的发生仍具必然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大家的应对措施应更具综合性与远瞻性。 Abstract: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economic crisis,Can be divided into basic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The basic factors：economic crisis the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cause or condition; Other factors: the economic crisis affects the process of causes or conditions.) The generation of the crisis required a lot of factors to produce a combin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the factors can be generat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s,So the previous crisis the proces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are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factors is difficult to walk alone,And the basic factors, other factors to form" "locked together" interaction, Affect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whole process. " The monetary function evolution" and "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capital", as the economic crisis generation provides the most direct impetus; Because the crisis still has the inevitability and the dualism of the crisis, crisis-intervention policy should b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ar-sighted.

马克思主义与秉承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各学派都一致认同，在长期，生产率是经济周期的最终决定因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历史看，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转型为一个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的生产率增长模式，才能保持经济长期增长与繁荣。

我们从马克思确定“现实的关系”展开考证：抑制通货膨胀与现实应对物价上涨，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现实的。并通过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立足在经济学上用抑制通货膨胀制定的货币政策、财税决策等的方针政策，却导致国企、集体企的大批职工下岗的这一事实而考证：抑制通货膨胀是“抽象规定”的虚假概念；并通过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而是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的货币政策、财税调节等方针政策，既推动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考证：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是“经验的现实性”的有效措施。

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本文将从货币制度的演变出发，探讨社会化大生产出现的原因，寻找经济危机背后真正的黑手。通过分析不同货币制度下货币属性的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货币在经济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探讨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

为了真正地把握、真实地理解马克思货币哲学，也就有必要首先发掘埋藏在文本中的马克思哲学所理解货币的立足地，只有找到了马克思货币哲学的这个前提，我们才有可能达到真实地理解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