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老年人对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养老金融已经从理念推向行动，成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立足人口老龄化视域，结合当前养老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探讨了养老金融从理念 到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举措。首先梳理了养老金融的内涵意蕴，创新性归纳出养老 金融的宏观论、微观论和组合论，并阐述了养老金融的“产业属性”“事业属性”及其 蕴含的特殊使命和时代价值。其次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展养老金融的驱动因素， 揭示了养老金融在应对潜在供养风险、老年抚养风险、养老金缺口风险以及推动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驱动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分别提出养 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老年人金融参与环 境，包括以法治为根本的推动养老金融顶层设计、以市场为核心的释放政府综合协调 作用、以监管促协调的推动养老金融有序发展；立足全生命周期，分阶段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水平，包括注重基础教育的引领作用、重点提升中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 从正反两方面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教育等；多渠道提高收入，打破养老金融参与的流动 性约束，包括提高退休群体收入水平、拓宽老年人增收渠道、盘活老年人“僵尸资 产”等。

壮大耐心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研究探讨由耐心资本形成的共同所有权网络及其绿色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增强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研发操纵与提升内部控制信息质量来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抑制绿色创新的“黑暗面”，推动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言行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科技行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长期机构所有权的绿色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AI赋能耐心资本网络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显著作用，拓展了耐心资本作用机制及绿色创新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把握新技术革命发展机遇,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对于新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 2003—2019 年中国 283 个地级市数据和网络爬虫获得的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城市产业智能化指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产业智能化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此外,运用机器学习中的极限梯度提升树算法（XGBoost）识别出产业智能化的核心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借助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析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强度不断提高,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大部分城市位于网络边缘位置,主要依靠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产业智能化产生辐射带动作用。（2）XGBoost 算法测算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是产业智能化的核心影响因素,累积贡献率高达 92.72%。（3）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的产业智能化合作。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推动外围城市、高产业智能化水平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对其驱动作用有限。据此,文章提出了推动产业智能化空间协调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产品数据，结合2022年11月的理财产品大规模破净现象，研究了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对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理财产品破净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显著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如固定收益类、中低风险和开放式理财产品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传染或风险溢出效应并非破净溢出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理财子公司作为银行网络的外围节点，能够有效分散银行风险，而理财产品的全面净值化能够快速识别、度量和释放底层资产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加强理财产品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否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是经济金融化的宏观背景下需要深刻考察的问题。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计量模型分析金融资产配置的驱动因素以及完整机制。研究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呈“U”型关系，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正向收入效应，然而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合力为负，直接通过中介效应挤出实体投资，降低企业价值，融资约束与金融资产的交互效应会放大冲击，对我国实体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财务报告重述行为的发生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反映。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引发财务重述的治理诱因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发挥。研究结果证实，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自主性治理创新机制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对既定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治理效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仅从公司价值视角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效应，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出发点考察了代理人具体行为的驱动因素，深化了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的研究积累，同时拓展了财务重述的研究局限，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衡量使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有助于全面了解财务重述发生的治理诱因及传导机制。在我国现阶段法律保护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公司治理创新活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质量，保护投资者权利。

目前投资国内银行股有几大困惑：银行的绝对价值如何衡量？国内银行普遍盈利能力明显比国外银行低，但市场给予的溢价为何反而高？几家银行在业绩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为何价格走势趋同？如何解读银行股价格波动特征？股价对哪些因素最敏感？ 我们通过对银行理论估值模型和价值驱动因素的分析，以及对中美银行股市场定价影响因素和估值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以下观点：1）银行股的长期价值中枢与盈利能力和权益增长相关，但由于市场短期并不关心银行如何达到高资产收益率，因此银行股短期走势与信息对盈利变动的影响相关。2）中美银行股估值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盈利增长率、盈利能力增长率和资本结构安排的差异，但由于所依赖的经济体和监管环境相差甚远，单凭这些区别无法说明国内银行股是否高估。3）在紧缩政策背景下，影响银行盈利波动的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行业政策、利率和汇率政策、贷款质量、资产负债表风险。对风险的估算是投资的关键。4）目前国内银行的高度管制和利率等资金和产品定价非市场化导致非可控因素和经营受损风险与政策高度相关，但随着市场投资成熟度的提高和银行改革的深化，银行股价格将出现一个分化的过程，投资价值将由绝对价值决定。

对无处不在的操作风险进行准确有效的界定、衡量和控制一直是商业银行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银行实践者的视角出发，在对近年来有关操作风险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作业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该框架将流程中的“作业”作为银行的基本业务单位，以作业为基础来寻找、确认操作风险驱动因素，进而构建（关键作业，风险因素）组合群。操作风险的衡量和控制都是在这些组合的基础上实现。基于作业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能够解决或回答操作风险管理中实践者关心的主要问题，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操作风险研究文献有一定贡献。

恶性增资现象在企业资本预算中经常发生，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恶性增资现象的预警研究是较前沿的课题。与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以中国国有企业为背景，从恶性增资理论框架中系统地提炼重要驱动因素，并以这些驱动因素作为构建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的自变量。选择logistic 回归模型作为估计、建立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的方法，回归分析的样本数据来自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639 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或财务经理。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得到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预警模型，该预警模型有较好的预测准确率。

本文通过对风险投资商投资W 公司过程中发生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揭示了高科技企业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及其独特成因。与传统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及其控制的无形资产对高科技企业价值的贡献相对于有形资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而且人力资本与增长机会和价值驱动资源控制权高度粘合，但这些资源并不能由法律上的所有者控制，出现企业法律所有权与价值驱动因素控制权分离的格局。本文最后对风险投资商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