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与企业ESG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ESG绩效，激发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环境治理（E）和社会治理（S）维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企业规范约束的作用。第二，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明显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此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有效规范约束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实现均衡发展，仍存在区域和企业间差异。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大数据试验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也为地方政府依托大数据试验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贸易摩擦作为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不仅阻碍了多边主义包容发展的整体进程，也对我国以广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准自然实验，聚焦某一线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全量样本，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系统探究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受出口冲击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和实质性创新均呈现显著增长。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国有产权、低外资投资比例以及位于自贸区外的企业更能强化贸易摩擦对创新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则指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企业内源研究是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关键渠道。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在面对关税冲击时，中小企业应当迅速调整内部决策以促进自主创新，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提供适度支持和引导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理解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创新策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完善专利制度体系建设，是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关键举措。作为专利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代理机构是连接发明人、申请人与审查员、法官等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本文首次实证检验了我国专利代理行业的发展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从而通过专利代理行业的视角，来探究专利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借助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政策调整的拟自然实验，本文发现，政策变动前一省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越高，政策变动后该省专利代理机构数量和创新产出的增长越快，但与此同时也引致了专利质量的下降。从专利代理行业看，规模小、从业年限短的专利代理机构，以及代理业务竞争激烈、技术复杂度高、专利审查员工作负荷高、审查速度快的技术领域，专利代理机构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更为凸显。从细分的技术专业领域来看，与新能源相关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代理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本文的发现为改进科技激励政策的机制设计，完善专利代理行业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创造由多向优、由大到强的转变，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确立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量化标准，与该认定直接相关的则是巨大的税收优惠。据此，本文研究减税政策与公司研发操纵的关系，以及研发操纵对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为获得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公司会操纵研发投入以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该现象在民营企业、盈利企业以及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其他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达到或刚刚超过法规门槛的研发操纵公司，其研发投入与公司未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研究表明，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不同，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公司管理层进行研发操纵，最终导致公司研发绩效下降。本文不仅丰富了基于门槛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还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和执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极大争议。本文基于 2008 年 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其专利申请数量会显著增加，专利申请质量也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意于真正从事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产业政策的减税优惠和政府补助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的创新激励作用却显著减弱。最后，本文还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宣告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公司价值会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其价值却并未增加。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交战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的 主观(企业风险承担)、客观(融资约束)视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渠道挤出了 研发创新投资，而非融资约束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非国有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中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 究为推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以及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