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基于“董事在董事会同时任职的直接或间接联结关系”而形成的董事网络，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网络特征对其发挥在促进高管激励有效性影响中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公司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强；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相关关系更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用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解释的高管薪酬部分对未来业绩有促进作用。结论丰富了“网络和治理”研究的证据。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边际递减效应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作用逻辑，而后选择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发现并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 (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 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 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 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 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 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

以香港上市的202家中资公司(H股和红筹股)和配对的202家内地上市A股公司为样本， 本文从高管薪酬-企业业绩敏感度的角度来研究香港上市是否能够改善我国公司的治理体系。 研究发现，A 股公司高管的现金收入对业绩的敏感度高于香港上市公司，而后者高管的持股 比例对业绩的敏感度要高于前者。 并且，大股东的存在会加大两地上市公司的差异。这意味 着赴港上市能将高管激励从传统的以短期现金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长期股权激励为导向的 体制，而且大股东在这种转换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商业银行2005年与2006年的年报数据，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高管激励、董事会三个方面的银行治理机制与银行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业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战略投资者持股、管理层持股，均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绩；银行大股东控制效应不明显。此外，董事会规模存在显著的业绩正效应，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独立董事真正发挥了公司治理功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问题也引起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本报告在对完善的商业银行高管激励机制进行探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目前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的现状，对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激励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