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球老龄化背景下的银发经济需求，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在养老服务、健康管理、消费场景中的应用实践，总结 “技术 + 服务” 的创新模式，并提出适配老年群体需求的优化路径，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支持企业创新固然是必要且现实的举措，但其实际成效在企业间存在差异，关于“创新悖论”的讨论众说纷纭。本文将研究焦点从“评说得失”引向“何以有效”，以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配置政府补贴用于创新活动的决策过程，解析营商环境这个“外因”如何通过“内因”影响企业创新决策进而影响其创新质量的内在机制，揭示其间存在的营商环境门槛。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专利申请数据、财务数据以及296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整体上并未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但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门槛；政府补贴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其作用基本失效，甚至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在营商环境所决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收益两侧均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存在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本文突破了两极思维方式的局限，在同一模型框架内运用统一的逻辑体系，解释了现有文献关于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不同见解，以“条件有效性”分析调和了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政策“结果有效性”的认识分歧，并获得突破“创新悖论”的重要政策启示，即政府补贴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先导，只有将营商环境提升到相应水平，政府补贴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

伴随着老年人对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养老金融已经从理念推向行动，成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立足人口老龄化视域，结合当前养老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探讨了养老金融从理念 到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举措。首先梳理了养老金融的内涵意蕴，创新性归纳出养老 金融的宏观论、微观论和组合论，并阐述了养老金融的“产业属性”“事业属性”及其 蕴含的特殊使命和时代价值。其次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展养老金融的驱动因素， 揭示了养老金融在应对潜在供养风险、老年抚养风险、养老金缺口风险以及推动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驱动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分别提出养 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老年人金融参与环 境，包括以法治为根本的推动养老金融顶层设计、以市场为核心的释放政府综合协调 作用、以监管促协调的推动养老金融有序发展；立足全生命周期，分阶段提升消费者 金融素养水平，包括注重基础教育的引领作用、重点提升中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 从正反两方面大力开展养老金融教育等；多渠道提高收入，打破养老金融参与的流动 性约束，包括提高退休群体收入水平、拓宽老年人增收渠道、盘活老年人“僵尸资 产”等。

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传统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行为金融的纠偏是否有助于缓解非效率投资。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人工智能应用所产生的行为金融纠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程度，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尤其是控制了公司战略选择这一潜在解释因素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改善管理层非理性行为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体现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认知优化和行为纠偏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分析未发现人工智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证据，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与局限性。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文献，也为优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壮大耐心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研究探讨由耐心资本形成的共同所有权网络及其绿色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增强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机制检验表明，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研发操纵与提升内部控制信息质量来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抑制绿色创新的“黑暗面”，推动企业全面履行其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言行一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科技行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长期机构所有权的绿色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从长期共同机构所有权视角揭示了AI赋能耐心资本网络在促进绿色创新中的显著作用，拓展了耐心资本作用机制及绿色创新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何扩大就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企业宏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基于中国31个省份代表性报纸构建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力就业规模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存在破坏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不利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减弱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度、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和减弱企业金融化动机的途径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和国有属性企业效果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第三产业和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缓解效果更强，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本文基于企业数字化角度为高效减轻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劳动力就业的破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施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内的“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对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产业关联度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债务置换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置换具有“稳就业”效应，并且与政府关联度更高的基建行业受到债务置换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债务置换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欠款偿还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改善企业预期等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力雇佣。本文的研究对准确评估2024年开始的新一轮债务置换政策效果，优化“逆周期”财政政策设计、实现“稳就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2019年，国家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首次明确绿色产业范围和技术标准，旨在为包括绿色金融体系在内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点支持方向提供技术上的参考目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目录》提供的技术文本为基础、运用前沿的大语言模型，构建了全新的基于专业技术角度的企业绿色技术指标，避免了传统企业环境效益评价指标（如ESG指标）存在的覆盖不足和漂绿高估问题。以该指标为基础，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目录》对企业创新能力、投资行为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录》的颁布鼓励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增加了绿色支出，提升了绿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出。进一步地融资机制探索表明，明确绿色标准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对企业信贷融资渠道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通过经济意义分析发现，《目录》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节能减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 ESG 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 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