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可转换债券定价问题时考虑信用风险是十分必要的。基于强度理论，本文建立了考虑信用风险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给出了对应于不同条款的边界条件，利用有限元方法进行了数值求解。针对民生转债（100016）进行了数值模拟，将理论值与市场数据进行了比较，讨论了考虑信用风险后对理论值的影响。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本文总结了证券机构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第一部分从（1）建立证券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制度，（2）证券经营行为监管，（3）证券机构的财务监管，（4）经纪业务风险监管，和（5）完善信息网络等五个方面论述了证券机构的外部监管；第二部分讨论了证券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包括：（1）树立员工风险管理意识，（2）完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3）市场风险管理，（4）信用风险管理，（5）日常营运风险管理，（6）承销业务风险管理，和（7）做市商业务风险管理等内容。

本文利用风险价值（VaR）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包括对个股存在日涨跌停板限制，异方差现象明显和流动性假象等，建立了一个同时考虑了个股价格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风险度量指标――扣减率模型，然后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上大部份股票在波动性和流动性方面表现比较相似，没有明显的层次之分，此外，股票在波动性和流动性方面表现不太稳定，市场上不存在一批市场表现稳定突出的蓝筹股。

在债券收益曲线呈刚体运动的假设条件下，引入Fisher & Weil久期的概念，从收益曲线的运动分析出发，提出了非平移收益曲线的风险免疫模型，基于该模型研究了风险最小化债券组合的对冲技术和方法。通过数值模拟实验，采用风险值VaR次序统计量估计技术对不同免疫策略下债券组合的风险敞口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风险免疫策略能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无违约债券的利率风险。

本文主要研究国有企业MBO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的可行性。基本结论是：在企业国有的背景下，MBO的实施会出现实施前提与实施目标同一的悖论。本文通过对MBO方案主体的行为限制、行为可能等进行分析，推导出国有条件下， MBO后经营者行为并不一定会符合标准企业理论的规定条件，从而产生悖论。而该悖论存在表明，在目前状态，国有企业的MBO不宜过分提倡。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主要放在引进外部投资人身上。

本文在分析不同种类投资基金具有的风险收益特征基础上，分别研究了保险资金、社保资金、企业年金、工商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收益偏好，为我国开放式基金产品创新指明了方向，并认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储蓄替代型基金产品、指数基金、LOF、ETFs、高科技行业基金、蓝筹股基金和债券基金。接着作者从流动性管理计划、资产匹配管理和负债管理等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流动性管理创新问题。

对利率决定机制的不同看法一直处于货币经济学中许多困惑和争论的中心，而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又更是处在中心的中心。本文尝试从流动性偏好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其进行全新的解读。本文揭示了在利率决定中引入流动性偏好分析的必要性，并表明，是融资动机，而不是交易动机，在利率决定中发挥着更为基本的作用。同时本文指出，在凯恩斯的利率理论中利率是不确定的，而且这一错误是由于融资动机的引入才得以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把一般均衡方法和基于融资动机的流动性偏好分析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逻辑统一的、完整的利率决定模型。在新的模型中，利率由闲置货币的供求决定。进一步地，本文还推导出一个反映利率和预期收入间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取代存在着内在逻辑矛盾的IS-LM模型。

固定资产投资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正日益被投资理论文献所关注。研究表明，其可逆性是相当低或者是不可能的，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施加巨大的影响。本文回顾了不可逆投资理论的有关文献，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与通货膨胀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两种变化的不确定行已经妨碍了投资的增长。在文章的最后得出了适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与成因的分析，提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所面对的严峻形势，指出了几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对我国国民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笔者然后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上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其后，笔者借鉴了美国从事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具体经验。在美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笔者提出了三点： 1 、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 、经济结构，经营环境变化。 3 、债务人经营管理不善。针对这些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美国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不良债权出现初期，美国采取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增加抵押和担保、债务重组等途径进行解决。在不良债权出现后期，美国则采取了拍卖变现抵押品或担保品、接收债务人权益、强制破产等措施加以解决。通过对美国的经验的了解与分析，笔者然后论述了其对我国的借鉴。笔者提出了三项我国应采取的解决途径，分别是： 1 、要准确界定不良债权。 2 、政府要在不良债权处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3 、处理不良贷款必须标本兼治。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上部分对我国所应借鉴的几点解决途径的抽象概括，笔者进一步论述了我国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时应采取的具体对策，提出四点我国应长期坚持的策略措施，分别是坏账冲销、债务重组、债转股以及资产证券化。总的来说，文章是通过对美国进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途径的论述，比较分析了我国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所应采取的策略措施，以期能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上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