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董事会文献大多关注单一董事会特征如何解释公司绩效，缺乏同时考虑多维董事 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性研究。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究 46 个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 能力，发现:1. 董事会特征可以预测公司绩效;2. 董事平均薪酬、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 学历异质性的预测能力较强，董事会结构特征预测能力较弱;3. 公司绩效与董事平均薪酬基本呈正 相关，而与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学历异质性呈非线性关系。该结果说明，我国公司 中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紧密且复杂，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复杂关系、 提升对公司绩效预测的准确性。

本文基于Jensen&Murphy(1990)论文的计量思想，采用2009年到2012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观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尽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而且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但是这种相关性显然是比较小的。本文认为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结构并不合理，尽管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与公司绩效相关，好的公司绩效对应较高的高管薪酬，但薪酬中来自于绩效的激励性部分太小因而很难起到激励的作用，而决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是公司规模和所处行业。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

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很多非房地产类的企业纷纷投 身房地产投资。这一现象引起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图采用 严谨的计量方法回答两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非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房 地产投资会损害公司绩效吗？本文的研究首先发现，Q值越低、规模越小、短期盈利 越高、杠杆率越高、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可能进入房地产。本文进一步运用倍差 分匹配（difference-in-difference matching estimator）的方法估计房地产投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投资并不损害企业绩效。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在公司治理制度从强制性治理向自主性治理跃迁的背景下，本文基于构造的中国上市公司自主性治理水平指标，研究了强制性治理、自主性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强制性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不显著，自主性治理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这一促进效应更多是由于股东权利、董事会效率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自主性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积极结果；自主性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在强制性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我们进一步发现，自主性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内生性关系：自主性治理不仅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公司绩效对自主性治理也有强烈的反馈作用。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一个构造的一各地区2001-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该指标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更显著。我们还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本文将股权结构内生化，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1997—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总体上呈一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其绩效越好；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

以上证工业股、商业股和公用事业股指数成分2002年至2004年数据为样本，通过对三种不同竞争性行业的区分比较，从产出效率的角度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和法人股随行业竞争性不同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流通股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随行业竞争性不同而不同，在竞争性较弱的行业两者显著线性正相关，而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则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行业竞争性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有显著影响。可见，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股权结构，企业应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来构造合适的股权结构。